简介：<正>一、科学主义与法学科学知识的来源是什么?长期以来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争论以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英国经验主义为代表,认为一切知识的最终源泉是观察,而另一种争论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者为代表,认为知识的最终源泉是对清晰明确的观念的理智直觉。两种争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将科学知识的来

简介：标志性的刑事案件、民意压力以及政治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刑罚民粹主义的三级结构,也是其基本运作模式。刑罚民粹主义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漠视真实的犯罪状况,在方法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背离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犯罪政策的简单化,偏离犯罪治理的客观规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过,它所蕴含的扩大立法共识基础、尊重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等观念值得尊重。而其折射出的如何扩大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平衡民意影响与立法精英化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思索。

简介：

简介：<正>一、前言在日本行政法学中,"法治主义"概念被称为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而且,近年来还出版了以将行政法描绘为法治主义的具体化作为标榜的行政法体系书如高田敏编著的《行政法——法治主义的具体化》(2001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主义的内容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从行政实务和裁判判例来看,行政法学讨论的法治主义还未达到尘埃落定的事实依然存在。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就法治主义而言,此种内在的检讨虽然必要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法

简介：虽然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和质疑很多，但是作为一种追求性别平等的法律方法，女性主义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思考的视角。任何法学方法，最后都是为了案件得到正确判决。因此本文目的不在于提出理论，主要是结合美国宪法案件来分析女性主义方法在案件中的实际运用。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女性通常是“不在场”的。虽然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平等，但是司法实践中不平等却时有发生。笔者希望通过介绍女性主义方法能给出一些启示。

简介：在认知心理学上,一般将直觉视为一种信息的加工处理机制,即根据输入的信息来准确、快捷地输出处理的结果。在法律发现的过程中,直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法条的获取、结论的预设和权衡、法律解释等方面。由于直觉机制依赖于法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且受到人类认知规律的束缚,因而作为法律发现方法的直觉主义可能产生偏差,进而需要通过职业准入、诉讼程序等制度对直觉偏差进行控制。在法教义学的视阈下,通过引入校正程序和正当化程序,可以将直觉主义法律发现模式彻底改造成一种可被接受的司法决定模式,即“直觉—校正—正当化”。

简介：关于“法律职业的独特性是由于法律人掌握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是法律职业使那些以适用法律为业的法律家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职业决定了法律思维的独特性而不是相反。

简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制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制是指政治权力的所有和继受取得问题,体现了执掌权力者如何得到权力、是否对他人负责的权力渊源关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制思想建立在反对王权政制、主张民权政制的逻辑基础之上;建立在反对虚假的民主政制、主张真实的民主政制的现实基础之上。毛泽东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权政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民权政制载体,阐明了民权政制的基本内涵,提出了民权政制的基本构想。

简介：<正>引子本文所指的专业主义或职业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主体的"行会意识","既入此行,心不旁骛";二是研究路径、语言与方法上的单调与封闭,"在什么山头就(只能)唱什么歌"。虽然文章的标题会让读者强烈地感觉到作者是赞成非专业主义而对专业主义或职业主义是心存质疑的,但是出于社会高度分工条件下身份的识别和接受的需要、为了进入某个专业(职业)

简介：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此，应树立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督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

简介：本文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以中国历史上儒法两家论辩为素材,探讨了基本道德规范对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作用。通过审视狭隘理性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囚徒困境"及其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笔者尝试论证"礼"所包含的社会规范对中国传统社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沿着孟子的思路,笔者主张社会和谐依托一套受到广泛遵从的有效控制成员行为的基本规范。无论是采取成文还是不成文形式,这套基本规范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宪章",而"礼"正是这么一部将传统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宪章。中国历史否定了不切实际的法家主义信仰,也就是通过法律调整人的利益和动机就足以维持一个狭隘理性国家。现代理性选择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困境进一步否定了法家政治方案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礼"的共同实践是培养德性的必要过程,并对于解决无所不在的"囚犯困境"、维持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合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既然"礼"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全盘否定礼制的激进主张必然削弱并最终摧毁传统社会宪章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并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与混乱。文章最后讨论了"礼"的现代意义,尤其是一部"活的宪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功能。

简介：国家主义主张社会公益优位于个人私利,强调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并要求在立法过程中体现统治阶级的政策性目标。当下中国的经济法制与经济法基础理论均呈现出国家主义色彩,环保税法尤为突出,它作为一部重要的法律文本,亟待改进。国家应当进一步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来保障环保税法制的统一,实现环保税法的具体规定与其他法律的协调,并通过设置累进税率和改革配套税制等措施保障国家政策性目标的实现。

简介：五月京城，SARS肆虐。百无聊赖之中，忽有客踏月来访。彼此素有谈学论文之谊，此时相见，自然不胜欣喜。

简介：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为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

简介：利益衡量的司法运用扩展甚或改变了法官的裁判思维及其推理结构。后果主义裁判需要利益衡量方法的引入,利益衡量的运用是基于后果评价的司法过程开展实质衡量的必要选择。根据理论上利益衡量的两种知识,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存在两种进路,其中内控于实在法的利益衡量应该成为法官后果评判的操作进路。后果主义裁判通过利益衡量对裁决后果实施评价,是以对不同类型利益的考量和权衡来实现的。就此而言,无论是从当事人利益出发的比较,还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或法制度利益的维护,司法活动所致力于寻求和确认的利益在性质上都应该是决策性利益。

简介：<正>一、引言思想、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总是与社会的变革与激荡息息相关。刑法学当然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开始深刻反思这段肆意践踏人权、破坏法制的血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人权运动蓬勃兴起,人权意识空前高涨。在刑法领域,各国也开始反省和逐渐纠正刑法万能、积极活用刑法的倾向,破除对刑法之社会统制力的迷

简介：<正>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反垄断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中共十四大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反垄断问题更加引起了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学者间的观点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分歧仍不在少。尤其是以下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理论界的观点还远未一致。这三个问题是:(一)制定反垄断法的条件是否成熟?(二)行政垄断是否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三)在反经济垄断中,是

简介：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结合了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表明,有时候即便有健康心智的人们在某些特定的、可预见的情形下也可能不会为他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行事,很多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产生的。这些规制体现在缺省规则、对信息的提供或重组、冷却期、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等方面。非对称父爱主义并不必定是严厉的,它可能会引导产生比现有政策更温和的规则。而且新技术为将这种规制作为一种新的对规制选择的成本收益评估标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值得被"认真对待"。

简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将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说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之中,进而提出了一种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伦纳关注的焦点是财产所有权制度如何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实现完全不同的功能。财产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少数人对多数人行使支配和控制权的来源。所有权是人对有形物的全方位的法律权力,它一度是自由的保障,但后来却变成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手段。在伦纳看来,社会主义法孕育于资本主义法之中。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法律的社会功能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辅助法律制度将取代财产所有权制度,公法制度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简介：与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相比，经济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新的趋势，恐怖主义犯罪从产生的原因到活动目标与领域、再到犯罪手段与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恐怖主义犯罪正从政治犯罪走向经济犯罪，形成了包括以攫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标和以破坏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恐怖主义、及恐怖主义融资与洗钱犯罪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恐怖主义犯罪。经济恐怖主义严重危害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只有通过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打击经济恐怖犯罪的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强化经济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程序特别立法、运用经济、科技等综合性手段打击经济恐怖主义，才能应对经济恐怖主义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