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59家科技型创业企业368名知识员工为被试,从新型员工—组织关系模式下个体认知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以及知识员工之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的中介作用。PLS-SEM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真实创新预览对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中,基于角色内胜任力提高、基于角色外能力提升2个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基于个人生涯发展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也不起中介作用。
简介:通过两个行为实验,考察两种选择性注意干扰任务是否分别对客体与空间信息的保持产生选择性干扰,及干扰效应是否受记忆对象言语命名和编码难易程度的影响。实验1采用言语命名和编码容易的记忆任务,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干扰效应。实验2采用了言语命名和编码困难的记忆任务,结果分析发现:空间选择性注意次级干扰任务对空间工作记忆成绩存在显著的干扰效应,而基于客体的选择性注意次级干扰任务则对客体工作记忆成绩产生了显著的干扰。实验结果说明,基于客体的选择性注意和空间选择性注意分别在言语命名和编码困难客体与空间信息的保持加工中发挥作用,但当面对言语命名和编码容易的客体与空间记忆目标时,不再发生作用。
简介:研究采用多种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徒皈依的心理发展历程和影响因素。通过方便抽样和最大差异抽样,在浙江省金华市和湖州市两地选取了6名佛教皈依者。通过参与性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对原始资料进行转录、编码和主题内容分析。结果发现:(1)皈依者的心理历程包括六个阶段:迷茫、互动、探索、皈依、信奉、成熟。六个阶段之间既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不同的阶段之间可以相互重叠、相互影响。(2)影响皈依的内在心理因素包括求知动机、交往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和自我超越动机。(3)社会、文化、区域、组织、人际关系等外在背景因素在皈依的不同阶段中具有诱发、强化、支持、维持或延缓等作用。
简介:本文在文化混搭与文化适应的理论框架下设计调查问卷,以期揭示汉语二语(CSL)学习者在华适应压力的群体特征、心理成因与缓解途径。研究1报告了一起心理危机个案并通过访谈分析其文化休克的表现;研究2随机调查了52名在广州学习汉语的留学生,结果显示,CSL学习者的文化适应遵循U形变化规律,思乡情感和与中国文化的焦虑型依恋关系是适应压力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3通过网络平台随机抽样了110名在北京和广州学习的留学生并分析其文化适应的影响和缓解途径,结果表明思乡情感造成了CSL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焦虑,进而形成文化适应压力,并进一步对学习者的文化探索行为、文化承诺、学习满意度带来影响,然而这种压力可以通过与中国文化的交际经验来缓解。
简介:宗教应对是近20年来西方宗教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当人们遭遇疾病、丧失、战争等严重威胁个体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压力事件时,往往转向更高的力量以帮助自己应对,宗教也常常成为他们的应对资源。在中国,关于宗教应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内宗教信众逐年增多、癌症等重大疾病威胁越来越多民众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宗教如何影响个体应对疾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基督徒为例,探索重大疾病患者的宗教应对过程,揭示个案可能采用的宗教应对策略和持有的宗教应对资源,及应对过程中宗教应对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变化。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原因在于: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宗教应对领域目前仍缺乏坚实的理论,质性研究可以深入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寻求解释和理解。本质性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10名身患癌症等重病的基督徒共同建构他们的宗教应对过程。数据分析和理论建构以扎根理论为指导,对10名研究对象产生的数据进行三级登录,产生一级编码53个,二级编码16个,其中主要类属为:宗教应对过程中的情绪/心境和态度,宗教认知应对,宗教应对行为,宗教应对资源,宗教应对结果;三级编码得出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类属“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的动态过程”。效度检验采用研究者检核、研究对象检核、资料之间的相互验证、共同编码、反馈法等。成文采用类属作为基本结构,在部分类属下穿插一些小型个案及情境分析。从应对结果来看,本研究对象普遍在应对过程中取得了生理、心理、灵性上正向的变化。从总体应对方式看,他们基本采用积极宗教应对的方式,他们并非没有经历灵性挣扎,但在这个过程中依然�
简介:本研究采用陌生实验室的录像观察考察了中国2-7岁儿童行为抑制性的发展,并且采用教师评价量表报告了儿童7岁时的学校适应,采用父母填写儿童行为调查表CBCL来测查儿童7岁时的问题行为,从而考察了儿童2—7岁的行为抑制性对其7岁时的问题行为和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儿童2岁时,共有208名儿童参加了这项追踪研究,4岁时,由于被试拒绝参加、搬家或失约,共有176名儿童参加了实验室的录像观察。7岁时,共有124名儿童参加了实验室实验和学校教师的评价,并且父母对7岁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了报告。同时参加2、4、7岁研究的儿童为66人,其中男孩为28人,女孩38人。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表朋:儿童2岁时的抑制性水平越高,7岁时的学习问题越少;儿童4岁时的抑制性水平越高,7岁时的攻击行为越少,挫折耐受力、任务定向能力越强,但同时抑郁问题也越多。而7岁时的抑制性可以边缘显著地预测儿童7岁时母亲所报告的退缩问题,即7岁时抑制性水平越高,母亲所报告的退缩问题越多。而且,本研究还发现女孩7岁的抑制性水平越高,任务定向能力和果断的社交技能越差。男孩2岁的抑制水平越高,任务定向能力越强;男孩7岁时抑制水平越高,攻击行为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