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途程中,一方面把探索的目光不断地投向外部,以达到对于宏观和微观世界的日益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从未停止过对于自身的反思。古希腊著名的斯芬克司之谜,便道出了人类一个古老而恒久的愿望:希望解开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的驱动力骤然增大，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裂变，加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行业间非正常的收入差距，一些人心理失衡、显得浮躁，违法乱纪、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背文明守法的

简介：<正>1994年9月下旬,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社会主义新人与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与会者首先探讨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公民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质的规定性,“四有”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一些同志还认为,“四有”不如提“德、智、体、美”较为全面,因为“四有”的规定面窄了些,只反映了“德”和“智”的要求,没有反映“体”和“美”的要求。还

简介：大多数理论家都承认，实践规范性具有一个“可违反性”或者说“错误的可能性”的特征。不过，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个特征只是规范性概念的一个表面逻辑特征。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错误的可能性”特征实际上揭示了规范性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律令性特征。进一步地，正是通过理解“错误的可能性”论证所蕴含的这个实质涵义，我们或许才有机会去进一步发现，康德主义构成论是存在内部一致性方面的问题的。

简介：<正>广东省顺德县桂洲风扇厂是一个乡镇企业,它的产品闯进了国际商品市场,而且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销路,给企业和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这个厂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证明了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提出的“发

简介：Made,生存即实践,是除了从圣经首章《创世纪》到《约翰福音》的“语词中心论”之外的另一个主题,即身体化的行动.从male（造物）在《创世纪》中的位置来说,某种程度实际上预示着“语言-时间”向“实践-空间”的变奏.这同时也是对从古希腊转化而来的语词中心主义的内在挑战,但这一点却与圣经《约翰福音》中译本的“太初有道（Wod）”内在契合.这种“身体-实践”的行动主义在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代进程中得到强化,并进而表现为歌德以“太初有为”重译“太初有言”的行动主义的自觉.在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身体/实践”与“语词/言说”的紧张得到了调和,叙述中的双重合奏.呈现出的是人之存在就是在行动的空间展开与言说的时间，

简介：从Utopia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Utopia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Utopi-a,却在诞生后与Utopia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汉语概念世界中.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正>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却是常青的。此言不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不但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们在学术上执着地探索和发展着社会义主建设中的辩证法,而且,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也在各行各业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开平水泵厂近些年来的成就和发展

简介：海德格尔在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独特的存在论的诠释。他的基础存在论是这一诠释的重要成果。其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诠释居于中心地位。海德格尔把实践智慧诠释为此在揭示真理的根本方式。实践智慧是促使人进行本真的决断的“良知”，因此它是人本真的个体化存在的前提。而在决断中，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时机性。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行动的时机性概念中，海德格尔揭示出了源始的时间性——融将来、过去和现在于一体的绽出的当下。

简介：<正>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要求领导者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领导者不仅要依靠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依靠集体的智慧来决策,而且要依靠各行各业的专家,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依靠各种知识和信息,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作出正确无误的决策。

简介：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

简介：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正>今年七月,有机会应邀参加湖南哲学界发起的在张家界举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学术讨论会,深受启发。时隔数日,还留下深刻的印象,颇多联想。去年十二月,原教育部假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学改革座谈会。座谈会上,代表畅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取得的

简介：<正>在深入学习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过程中,加强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应该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研究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问题过程中,把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科学认

简介：<正>由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联合组织召开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于1994年11月初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举行。现就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简介：耿宁对唯识宗回忆观的批评很有道理，但他的现象学补充还未最终解决问题，还可以沿着他提及的两个方面——唯识宗对开悟经验和阿赖耶识的阐发——再做深度探索。转识成智的开悟没有消除时间经验，反而在某些方面突出了它。而阿赖耶识而非第六识作为回忆的最终依据，其“能藏”性就在于它在刹那生灭中还具有的保持能力。它与胡塞尔揭示的内时间意识之流有一些可比之处。它们都是流性的，在根本的转变中具有非实体的连续；它们对于双方都是终极的发生源头，使得熏习或习性可能。胡塞尔的时晕说似乎可以补足唯识刹那生灭说中一个缺口，而唯识对阿识流性的贯彻始终和对我执的深刻批评，也可以反衬胡塞尔先验主体说的未化之处。

简介：2008年5月29日上午，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学术杂志社》在省社科联联合举行“纪念实践标准大讨论30周年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专家学者座谈会，会议由广东哲学学会会长叶汝贤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前，与会者全体起立，向四川汶川地震中的遇难同胞默哀一分钟。

简介：“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全国第八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于1993年6月2日至6月8日在湖南省湘潭市和大庸市召开。这个研讨会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专业分会、中共湘潭市委和市政府以及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26个单位联合举办。研讨会收到9部专题研究著作和80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