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及资源战略价值,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南海诸岛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形成了今天“六国七方”的复杂局面。本文从政治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南海的地缘战咯及资源战略价值,阐述了南海主权争端的由来及现状以及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南海主权争靖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随着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全面启动,中国与南海沿岸各国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将有助于减少外部大国遏制中国的借口,南海间患将会由直接有关的各方共同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简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是妈祖信仰北传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在郑和下西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现已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今人对这一重要历史遗迹始建时间与变迁等历史地理的认知多有错误。文章从史源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考证后认为:路漕天妃官即刘家港天妃官,刘家港天妃宫始建时间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午),而非官方宣称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也不是一些地方史专家认为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亦不是一些史料记载的至正三年(1343年)或明永乐初年。至正二年(1342年)刘家港天妃宫迁建的原因是刘河河道“北徙”而非长江南岸崩坍,不能用张寅《海塘论略》中所言元代刘家港天妃宫三迁来论证明末清初长江口南支南岸的崩坍。
简介: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心愿,也是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目标之一,因此,对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通勤时间过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通勤时间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通勤时间对于个人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个人通勤时间的增加,个人幸福感也随之降低。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也同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也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通过进一步考察通勤时间负面影响的异质性发现,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差异,对于个人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居民而言,通勤时间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交通效率。
简介:围绕高句丽史上“太祖大王”“次大王”“新大王”迥异于其他诸王王号的讨论,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勘合中国正史与《三国史记》可知,太祖大王在位下限当以《后汉书》所记“建光元年(121)”为准,遂成确为其子,在位时间达二十年所记不误,只是时限大体为建光二年(122)至汉安元年(142),伯固为遂成之弟,继位于汉安元年(142),直至约东汉初平二年(191)卒.据此可断,其三王寿命大体当为76岁、76岁和77岁,虽并未像《三国史记》中所载太祖大王寿119岁那般夸张,但在古代,尤其是帝王之中七十六七岁已属高寿.因此,其“太祖”“国祖”之号实为颂其寿绵之意,“次大王”“新大王”之意亦同.
简介:本文运用场强模型,在时间可达性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不考虑权重和考虑权重两种情况下,南京都市圈城市吸引范围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建议。得出的结论如下:1城市的吸引范围与行政区范围不完全一致,城市吸引范围扩展至江北的沿江城市有芜湖和镇江。2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芜湖的吸引范围总体增长,扬州、镇江、巢湖、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总体下降,淮安的城市吸引范围变化不大。3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和芜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上升,淮安、镇江、巢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下降,扬州、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波动下降。南京的城市吸引范围占南京都市圈的绝对优势。4建议芜湖、马鞍山等沿江城市进一步完善过江通道,实现沿江城市的跨江发展;通过加快交通建设和淡化行政界限,增强城市间联系;根据城市吸引范围调整行政区划,如拆分巢湖并入芜湖、马鞍山等城市,句容并入南京市。
简介:针对中国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中存在的空间生产非正义问题及其制度缺陷症结,在空间正义和依法治旅语境下,文章通过对地役权的空间再生产权能、权能空间生产及其空间正义的系统阐释,并结合多个乡村旅游案例的分析,构建了旅游地役权的权能空间再生产与空间正义实现概念模型,以期探寻中国乡村旅游地空间正义实现的法理路径。研究表明,地役权可以凭借其需役地和供役地的权能空间再生产及其权利人之间的竞合博弈机制,将物权与空间生产联系起来,使当地居民的资源环境权益与旅游开发企业的资本权益实现有法(律)可依;空间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有机统一实乃地役权制度的题中之义,启用地役权正当其时,并将有助于建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正义法治体系。
简介: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法度量了2002—2012年中国及不同类型省份中旅行社业(狭义旅游业)的国内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旨在分析旅行社业对经济带动效应的时间变化和地域特征。结果表明,考察期间内旅行社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持稳定,但最终需求对国内增加值的诱发程度有所降低,行业自身投入产出率的下降和国际旅游比例的提高成为主要原因;旅行社业最终需求对基本旅游消费的诱发作用下降,对非基本旅游消费的诱发作用上升,旅游消费结构正在优化;旅行社业对地区经济带动作用的差异与地区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其对景区相对丰富的东部省份的经济增加值带动作用较大,对景区相对丰富的中西部省份的就业带动作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