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浅谈刑事赔偿中的个人赔偿责任周世雄，刘晓云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向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这一规定将刑事赔偿责任分为国家司法机关赔偿责任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赔偿责任（以下简称个人赔偿...

简介：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导致一种普遍的误解。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理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和解的有效运转需要从理论上诠释“赔偿减刑”的正当化依据。在逻辑上，“花钱”无法“买刑”，在“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位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刑事和解能够减刑的一般性正当依据在于，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以及此中具体正义实现的功效。刑事和解赔偿减刑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在于，“刑事赔偿”已具有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属性，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下，相应的要求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意义上，有必要在刑法中确立和解赔偿减刑的实体法依据，这是和解赔偿减刑制度确立后对刑法修正的要求。

简介：自19世纪起，因国家责任制度的确立以及个人权利理念的勃兴，法国开始着手构建刑事司法中的不当羁押赔偿制度。其中，学说、立法及判例形成了互补的合力，在理念引导、制度建设、技术设计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证数据表明，法国的诸多改革举措直面积年沉疴，具有较强针对性，在实践中的效果亦是立竿见影，可谓制度改革之成功典范。较宽松的适用条件、广泛的适用范围、公开对抗的审查程序、严密细致的审查标准等提供了羁押赔偿制度设计的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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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关于刑事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王洪祥《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如果说这部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制度是行政诉讼法中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具体化，那么它所规定的刑事赔偿制度则是我国宪法第４１条的规定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贯彻和体...

简介：关于检察机关错捕赔偿程序的设想傅宽芝国家赔偿法是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损害后，得以要求和取得国家赔偿的重要法律依据和保障，是国家用以减轻和挽回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所不...

简介：通过文献分析，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责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研究水平上，研究方法单一且落后。大陆法系刑事责任和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理论平台，并不能进行单纯的类比，二者的生成都是语境性的，是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我国传统刑事责任是个伪命题，其传统的概念必须被改变，应实现概念的从结果到过程、从对行为人处遇到对行为人定罪的转变，如此才能相应的真正改变刑事责任研究地位上形式主义和内容上的概念主义。

简介：超期羁押，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办案机关与办案人员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羁押时间超过刑事诉公法规定期限的行为。本文分析了超羁押的危害性及其普遍存在的认识偏差，剖析了对超期羁押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观念障碍，探讨了超期羁押的行为性质与处罚范围。

简介：我国目前关于精神鉴定启动的设置，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当事人启动制，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官启动制有差异，而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司法官启动制”，即公检法三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的决定权，而当事人则仅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由此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精神鉴定启动难或多次重复鉴定等不合理现象的发生。鉴于此，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与救济权，并应进一步明确强制启动精神鉴定的情形。

简介：法国刑法中，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地方行政部门及其联合团体只有符合特定条件——即涉案行为发生在其实施可以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合同的活动时，才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例外和地方行政部门刑事责任的限制是法国法人刑事责任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难点，关键在于对“可以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合同活动”的认定。该概念来源于行政法，刑法既需尊重行政法的成果，又要保持本身价值判断的独立性；法国学界对该刑法理论和实践间龃龉的探索已形成可观共识。这对于反思我国法中“机关是否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责任设置”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对比和借鉴意义。

简介：法国政府为惩治与震慑有组织犯罪而在立法上做了大量的储备，不仅从实体法上，而且从程序法上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防治。对有组织犯罪，不仅规定了基础刑，同时也规定有附加刑，可以对所有恐怖主义分子或不计国籍专门对外国人员适用。1992年刑事法典的制定也拓展了对相关犯罪与主体的刑罚效力，生态恐怖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追究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特别部分。

简介：我国传统过失犯理论无力对抗片面地从危害结果引出的处罚要求,具有鲜明的结果归责倾向。引进＂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助于使过失心态认定更为精确,但显然不能彻底解决传统理论的上述问题。要实现过失刑事责任范围的合理限定,必须借助＂过失基准行为＂这一理论工具,在过失犯认定过程中赋予＂行为＂以实质作用。过失基准行为则是指包含法不容许的危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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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制造商因生产出品质上有缺陷的食品、药品，造成消费者伤亡事故，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三种：其中因对原料商等其他分工者监督不严而过失生产伪劣食品、药品或者因对消费者保护不周而使得消费者不正当使用食品、药品，进而导致伤亡事故的，分别涉及到制造商对其他分工者的监督义务、制造商对消费者的保护义务，在制造商刑事责任认定的问题上更为复杂，也是理论上应当关注的焦点。制造商和原料商等其他分工者的关系中，制造商对原料商等生产链条中的分工者存在着监督义务，但是该监督义务可以透过刑法上信赖原则的介入而减轻。而在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交往关系中，制造商负有严密保护消费者安全的注意义务，无适用刑法上信赖原则而减轻制造商注意义务的空间。

简介：现行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权赋予了司法机关，当事人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鉴定而无权自行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这种鉴定体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对等原则”、“中立原则”等正当程序原则，未来可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精神病鉴定合理因素，将精神病鉴定权赋予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并规定在当事人自行聘请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负举证责任。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