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在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50个村52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聚居形态、聚居空间、聚居功能、聚居主体以及聚居设施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密度不均,规模各异,形态多样,总体分布较散;住宅占地面积较大,一户多宅现象明显,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强;生产生活形态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劳务输出+传统农业”型村庄依然占主体;农户兼业行为增加,幸福感增强,但新型社会问题显现;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针对其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即转型升级模式、整治更新模式、保护控制模式、迁并转移模式,并深入比较分析了各类型模式的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路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应选择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简介:雄安新区的设立推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以雄安新区为节点,京津南侧的城镇体系会重新组合,以京津双核为核心的分散发展的城镇体系会尽快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涉及较大区域,为了推动整个区域城镇水平提升,就需要重视“节点城镇组团”的建设,冀中地区与雄安新区类似的地方仍有两处:其一是以定州市为核心将“定州市+望都县+安国市”整合在一起的“定安片区”,其二是“饶阳县+肃宁县+安平县”整合在一起的“宁安片区”,与雄安新区并称为“三安”区。前者是将石家庄与保定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后者是将沧州、衡水与保定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这两个区域要前瞻性地得到重视。在“三安”区得到有效发展的基础上,位于“三安”区与保定之间的由“高阳县+蠡县+博野县”整合在一起的“高蠡博区”就扮演着节点角色。
简介:明代中后期,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发展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明朝与安南的交往中,政治实力是双方藩属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因此双方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进行邦交。在面对安南国内日益复杂的政局变动时,明朝根据实际情况,以封贡礼仪的变化对双方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明朝的治边政策也随着国力的下降而越发倾向保守退缩,而边疆土司因明朝的控制力下降,在明安双方的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也都导致了明朝在处理与安南的藩属关系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此外,16、17世纪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促成明朝多元边疆格局向清朝内亚边疆体系转变的同时,也使得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逐渐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