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拓工艺产生于唐代以前，其形式依赖了中国传统纸墨工艺的发明和成熟。传拓技术形成之初，以传播书法文字为主要功能。在文物研究中，拓本是重要的文物信息资料。传拓技艺在实际运用时，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建立符合传拓技术规范的操作原则。

简介：<正>一、昭武九姓诸国的由来与地理位置昭武九姓诸国是唐代在中亚地区几个小国的总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康国传》所记:“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云:“康者一日萨末鞬,亦日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

简介：1987年8月，扶余县博物馆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一锡钵（后征集回馆）。此锡钵口径11．5厘米，腹径12．5厘米，底径7．2厘米，通高8厘米。敛口、鼓腹、平底。钵身是用0．1厘米厚的锡片锻造而成，口沿内又加装一圈锡片，使口沿圆润变厚。钵底是后镶装上去的，接口打磨光滑。

简介：2015至2016年间上海博物馆的“吴湖帆收藏大展”中有一卷传元代钱选《蹴鞠图》，然该图存在颇多疑点。第一，吴湖帆在其所藏《蹴鞠图》拖尾上抄录了明代文徵明的题识，其中人物的特征与画面完全不能吻合。第二，该《蹴鞠图》上收藏印最早为明人，且钱选自题书法和款印均有许多疑点。第三，《蹴鞠图》是否有超越画面之外的文化涵义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探索历史情境与人物服饰、相貌和活动特征的方法，从宋人较为可信的文献史料出发，结合正史载录，重新还原了画中六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人物关系背后的政治隐喻。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君臣蹴鞠图”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的视觉母题之一，历代有不少文人曾为该母题作过题跋和诠释，文中解释了宋代后人对“六人蹴鞠”图式的认识与原作之意的差别。最后，本文对吴湖帆先生收藏该画并加以题识的原意作了说明。

简介：敦煌文献《捉季布传文》当中对季布打马球的描写一直以来都仅仅被当做文学描写看待，而实际上这关系到汉代是否存在击鞠这一运动的学术话题。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确信击鞠至少在东汉已经流行，而这也给中国古代马球起源的问题带来新的思考。

简介：高句丽王系传承是高句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和“年表”，高句丽政权共有28位王。十二家正史《高句丽传》以及好太王碑记载了其中20位。《魏书·高句丽传》中有12位，是正史文献记载高句丽王数目较多的文献之一，但综合上述史料，发现其中正误并存，需客观分析。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佛名崇拜是佛教史上的一个与礼忏密切相关的重要现象。此文就一件曾被认定为《贤劫经》系统的北凉时期由沙门宝贤抄写于高昌的纪年佛名写本，通读其发愿题记全文。讨论其经文内容、形式及语言风格，在与传世佛典（如竺法护译《贤劫经》千佛名）进行文字比勘的基础上，推论该写本所属系统的本名，建议目前应本慎重态度，可以暂且将该写本残篇称为“北凉神玺三年宝贤写千佛名号”。此外，文章认为，对该写本出自敦煌的说法应该持审慎的态度。

简介：本文以麦积山西魏第127窟和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49、285窟为讨论的主要对象，在二地同时期石窟艺术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样式的西传及其流变的区域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