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学章程的制定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关涉到多方群体利益的博弈。当前大学章程的制定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力推,各高校都纷纷制定自己大学的章程,且很多高校都将制定自己的大学章程当作是新一轮的政绩工程,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下制定的章程就会存在很多的弊端:大学章程出现“千校一面”、“一纸空文”,各高校制定出来的章程模式化、空洞化,大多的学校不能在关键的问题上突出大学的特质化。然而,这些困境的出现与章程法治地位的重视、章程主体的确定以及生成方式的选择有很大的关联。从章程的法治功能的定位、制定主体的确立以及生成模式的完善等三个方面提出走出模式化、空洞化的章程制定困境的路径。
简介:近年来波及世界的正常化运动倡导弱智人士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使得弱智人士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观。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常化运动从根本上并未达到其所提出的目标。隐藏在这个事实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以往的研究不是过分关注社会对弱智人士的排斥,忽略了弱智人士不能融入社会生活的自身原因;就是过分强调弱智人士的生理缺陷,忽略了造成弱智人士不当行为的深刻社会因素。本文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相关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弱智儿童生活的观察来说明,弱智儿童的非正常化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他们最终不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正是建构的结果。并且以此为基础,反思社会工作中理念与实践的张力。
简介:2009年6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中国‘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思路专家咨询会”,会议邀请了国内六位知名专家,共商我国“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发展大计。参加咨询会的专家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兴洲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贵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夏杰长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有为博士,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院长郑吉昌教授。郑吉昌教授结合国际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就我国“十二五”(2011—2015)期间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以及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政策思路作了发言。分析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重视的三组经济关系,前瞻,洼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几个重点。郑吉昌教授的发言受到与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本刊特刊发其在专家咨询会上的发言提要,以飨读者。
简介:少有人会否认全球化进程已通过诸多重要的方式影响着全球各地的教育。然而作为一个相对新的术语,“全球化”的内涵或本质、概念及影响,在教育研究领域依然存在本质上的争议。对于全球化发生的准确时间或最重要的形成阶段,都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认识。有些学者关注全球化在社会文化上的表述;有些则认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或跨国社会行动者是影响全球化最大的因素伴随而来的是关于全球化对人类共同体及世界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教育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启示。对于全球化的不同理解,也拓展了教育与全球化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和视角;全球化与教育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表述。学者们经常通过分析能够察觉到的全球化对教育餉影响来进行研究,正如21世纪初许多关于全球教育政策、实践和价值观趋同的案例。然而在实践中,教育的借鉴和移植并不是直接明显的,因为不同社会背景下存在教育和文化的差异,而教育的终极目标(如数学能力培养抑或道德塑造)在本质上是被不断质疑的:显然,在理解全球化与教育的关系时,关注独特性是重要的。正如广义的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空场、视角、价值判断和优先顺序。教育和教育者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是理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教育者不仅仅对全球化及其进程被动反应,而是在培养学生去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过程中有目的地与之互动。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视角对于理解全球化和教育至关重要,关系结构、研究伦理和自省仍是重要的研究问题,因此全球化不应被仅仅理解为同质的或者压迫性的、自上而下的特征,而是人、思想、商品在本地和全球之间复杂动态地交织互动,其未来的影响尚不明朗。
简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革,诞生了一批企业老板。在苏南地区,地方政府出于种种目的安排或同意一些老板出任其企业所在村的党委书记,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双重身份的书记在特定背景下,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可观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户籍约束的松动则改变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基本身份,重塑了他们的性质,使之"去农村化"和"老板化"。他们因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对其所担负的政治精英角色进行一番前所未有的演绎——把村庄当作企业战略的一种延伸进行投资和治理。新的角色定位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它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伦理关怀必然会产生内在紧张,而后者恰恰是广大村民所坚持和信守的,也是他们对农村政治精英的伦理诉求。这就使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治理陷于一种伦理困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