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康树华犯罪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个人行为。因此，它不是孤立的，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变化的。建国近５０年来，我国犯罪随着我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变革和社会治安情况等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犯罪的发展...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简介：<正>21世纪中国监狱的观念定位,首先取决于对监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定位,也就是监狱的价值蕴含与工具现实的矛盾、协调和统一。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监狱必定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反映并追求特定的价值理念。这是监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理性基础,也是监狱存在的基本科学依据,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监狱最终不可能以此精神状态而“莫须有”地存在着,但是监狱的这一精神存在却对监狱的工具实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脱离开了监狱价值支配,不仅监狱的工具作用将失去科学与正义的基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其工具效用本身也必将难以发挥出来。同时,监狱也是一个功用实在物,它为国家和社会所用,为特定阶层的特定目的效力。它必须具有并实现一定的工具作用,达到其被利用的某种目的。监狱发展史也就是为统治政权暴力镇压破坏力量的历史。这是监狱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监狱的工具运用也是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相一致的,换言之,监狱工具的使用总是必须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规则。现代社会监狱工具的运行至少必须遵循民主、法治、人权、人道等项规则,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为目标,而不以增加罪犯的痛苦为目的。

简介：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和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影响很大。服制是刑事法中定罪量刑的前提和重要标准，服制案件的处理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远近出发，以“亲亲”和“尊尊”为基本原则。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尊犯卑，处罚很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以卑犯尊则处罚很重。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封建法律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的主要特征和儒家化、伦理化色彩。

简介：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我国面临刑事辩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完善提供了契机。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遵循“繁简分流”构建层次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进行划分，根据案件繁简、轻重不同适用不同类型援助律师并完善相互衔接机制。在供给侧方面，改革行政化的法律援助供给结构，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形塑值班律师机制、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公设辩护人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模式。

简介：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虽有改善，但仍显其差，原因是审判人员存有趋利避害的意识和缺乏缓刑管教条件及对被害人赔偿不到位。改善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应建立再犯可能性评估机制和缓刑监管机制。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各国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在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所预期实现的主要功能。根据其功能欲求不同，可以将各国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分为以追求案件事实真相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以实现诉讼功能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和混合式的机构设置模式。应当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三大核心要素，即领导机构、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着眼，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研究。我国应当在坚持现有模式的基础上，遵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基本规律，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领导机构及各具体内设部门等方面予以完善。

简介：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构建独立的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明确适用认罪协商案件的范围，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