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疫苗接种损害救济方面，我国目前并存着民事责任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无过错补偿计划两个体系。从构成要件层面来看，该双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过错、因果关系等核心概念在两个体系下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导致救济漏洞的存在。从实践运行角度来看，民事责任体系对于行政管理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倚仗，而无过错补偿计划未充分考虑到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导致其救济功能发挥不充分，同时两个体系均面临着疫苗接种损害中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的困境。实证研究表明，无过错补偿计划对于民事责任的替代作用有限。为实现疫苗损害救济双重体系的良性互动，充分救济因公共卫生事业接种疫苗的受害者，应依“追偿机制”构建无过错补偿计划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技术，并重构补偿经费的来源。就民事责任体系而言，应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具体个案中的疫苗产品缺陷和接种过失作出具体认定，在充分尊重管制规范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形塑良好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秩序。

简介：在德国,因为债法改革使原来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调整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进入了法典总则的框架,所以尽管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依据现第253条而被严格地限制了适用范围,但是财产侵害也可能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约定等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而被救济。在我国,尽管《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并未明确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害侵害领域的适用,但是以最高法院为主导的我国司法实践却对此予以严格的限制,它严格区分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产侵害中的适用被原则性地排除掉了。两国法律实践在该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适用扩张解释的方法小心翼翼的在既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框架内保持了法典对现实生活的适当开放并对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而后者在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时却未充分顾及既有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因此,即使从功能主义分析的立场出发从而发现两者在最终的调整结果上可能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结果的趋同性却不能说明违反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法律适用本身的正当性。

简介：关于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但纵观法释[2002]17号的相关规定，其立法理由不仅牵强，而且还存在一些违法性的问题并有违国际惯例。因此，该批复依法应予废除，然后以立法方式赋予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简介：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判断,动态系统论从方法论层面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首先应当选定构成赔偿责任的要素,如受保护权益的重要性、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损害发生的原因、故意或过失的程度、为避免损害而耗费的成本以及从危险行为中获利的多少;其次要厘清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基础评价的引入来作出判断。

简介：买卖并已交付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问题，存在争论。学者大多认为应由机动车的现持有人即买方承担责任，卖方无需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解释和判例。但事实复杂远非想象，实践中出于公平以及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充分实现的考虑，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双方承担责任的方式。一般情况也就是在卖方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由买方承担责任，卖方无需承担责任；而在卖方存在足以致使交通事故发生或者造成受害人权益损害的情况时，卖方应根据不同情况与买方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简介：环境污染侵权具有高度危险性、不平等性等特点，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其规定了特殊的证明责任，但其证明标准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污染物”不应限于纳入国家或地方环境标准的物质，在国家或地方标准对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未予规定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且行为人不能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具有解释补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功能。其法理依据是PICC可以作为辅助性法源，帮助进一步阐释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以有关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例，这一做法符合CISG第7条统一法方法义务，并相较于其他解释补充方法具有保障CISG的国际性和统一性的优势。但前提条件是其并不违反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且未超出CISG的调整范围。

简介：一、抚慰金条款的新调整依照《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该条属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在侵害身体、健康以及剥夺自由的情形下，受害人也可由于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合理的金钱赔偿。这里所说的请求合理的金钱赔偿，即抚慰金请求权。这是《德国民法典》从颁布时起就明确规定的抚慰金条款。在《德国民法典》中，抚慰金（Schmerzensgeld）属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的一种。从《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抚慰金适用不仅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且被限制在侵权行为法的范围之内。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有了长足发展，社会进步得到全面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作为人类极具普世价值的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逐步为国人所接受，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从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再次为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从社会客观性的另一面来看，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尤其是文革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一个错误观念，即“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成了调整公权与私权关系的金科玉律，

简介：与普通的民事侵害健康权不同,在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中,非健康状态呈多样化表现:不仅有普通的疾病型、个体型健康损害,更突出地表现为健康隐患以及群体型健康损害。这种复杂的非健康状态背后的利益归属难以仅由体现消极属性的民法健康权所涵盖,更需要宪法层面对健康权进行积极确认与维护,同时在实证法上不断吸纳跟随社会发展的人权范畴中的健康内容。基于健康权利的多元化属性以及侵害后果的严重性乃至不可逆性,对其保护不能仅限于事后的救济,更需要寻求环境健康风险的积极预防与控制。民法典应与环境法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以克服大规模环境污染下健康保护的局限。

简介：董事竞业禁止义务是董事的一项重要义务。董事违反该义务给其所任职公司造成实际损害时，就会产生公司对董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各国立法大多数都规定了董事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时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典型的包括德国股份公司法第88条第2款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第4款的规定，以及韩国商法第399条关于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只规定了归人权而未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有可能使得该董事所任职的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充分地弥补，同时，对违反此义务的董事也不足以起到严重的“警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