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相对于大陆法系的一元法庭,英美法系的二元法庭对非法证据具有很强的排斥能力。为保证非法证据排除效果,检察机关应当借鉴二元法庭排除非法证据的设计,建立过滤式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并通过一定的方式确保该模式付诸实践。

简介：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该规则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成本、侦查讯问及侦查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取证理念等面临多重挑战。为此,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意识等培训;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模式;建立非法证据防范机制;加强侦查投入,提高侦查取证技术和水平。

简介：工业企业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前提下,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对自身发展究竟是-种激励还是-种限制？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选取2009-2013年的中国沪、深两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面临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对不同的行业进行了区分,得出了以下结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工业企业面临更高程度的融资约束;当面临融资约束时,工业企业更容易通过履行社会责任降低融资约束程度.为工业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简介：近年来，国家有意通过干部交流来促进省区间的平衡发展，国内外学者也对官员交流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被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还缺乏其对经济一体化影响的定量研究。本文系统考察了省级官员跨省交流及任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流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书记比省（市）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如果书记交流的水平提高l％，市场整合水平提高0．183％；平行交流比垂直交流的促进作用更强，高出9．52％。研究进一步发现，官员交流促进经济一体化存在时滞效应，官员任期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呈现正u型特征。研究还发现，官员交流对一体化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对东部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本文是对已有理论文献的拓展，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已有理论的正确性，并对我国官员治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持。

简介：基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根据中国各省份的反腐工作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并结合CGSS2010、2015两期调查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来考察反腐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获得以下研究发现:(1)进行反腐能够显著提升该省份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越强;(3)从群体差异来看,反腐对提升弱势阶层幸福感的作用要大于优势阶层。本研究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福利效应,巩固了国家治理的民意基础,在政策层面,本文提出应从重塑地方经济政治体制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推进反腐工作的策略支点。

简介：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对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文献通常认为，由于教育对官员晋升没有直接帮助，干部管理体制下的地方官员会忽视徵育支出，却未提供严格经验证据。本文基于1995—2008年的省级数据发现，省长的任期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与教育支出比重负相关；中央的任命、轮转和兼职等集权措施也使得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高于他人；来自本地的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低于他人；我们没有发现干部管理体制减少教育支出的证据。这些结果表明，干部管理体制总体上有利于增加教育支出。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限制了地方在教育支出上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地方官员固有的忽视教育的偏好，使得他们重视教育。本文还显示，省级官员尤其是省长有能力干涉地方的财政支出过程。

简介：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就证据单独立法,而是将刑事证据法融入刑事诉讼法之中.但是,如何将数量庞大、内容繁多的证据条款和谐地融入刑事诉讼法之中,却是一个立法上的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简介：以往研究通常将中国严峻的环境危机归结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环境治理失败，本文以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隐性治理”——官员垂直交流切入，探讨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与责任。通过2003-2011年109个环保重点城市市委书记（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官员垂直交流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员垂直交流不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垂直交流强度会加强这种负面效应；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抑制垂直交流官员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垂直交流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流入城市初始环境质量的约束，但不受干部环保考核机制影响。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垂直交流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逻辑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第一，中央政府垂直交流官员去治理环境污染的意图不强；第二，垂直交流官员拥有政治晋升优势，环保政绩激励效果不彰。因此，加强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是完善制度环境和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进行选择性再集权。

简介：为了探讨政府养老保障服务能力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基于养老保障政策在我国实行的独特性,从农村居民的视角构建了政策不确定性调节影响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与养老保障服务质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在212份农村居民调查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农村居民的角度来看,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能够有效确保养老保障服务质量,但问责能力对提高服务质量的作用不显著。而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加强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对服务质量的保障作用,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农村养老保障执行能力、问责能力和回应能力越能够更加有效地确保养老保障服务质量。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其不仅突破了过去研究中单纯考虑政府内部机制或外部机制某单一层面的局限性,对深层次探讨并改善经办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原告或者第三人(主要是原告)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在行政诉讼中往往会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和证据，它不仅使被诉行政机关难以应对，也给行政审判带来相当的难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第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

简介：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