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7月27—28日，“蒯因、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新苑举行。在一次国际性的哲学调查中，蒯因（W．V．Quine，1908--2000）位居过去200年间最重要哲学家的第五位。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40余名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侧面对蒯因哲学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涉及蒯因的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等方面的议题，也涉及了如何利用分析哲学资源去改善和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所有报告和讨论用英语进行，未设翻译。

简介：现代数学语言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现代物理学和化学语言也有很大部分是超越文化的，因为它们采用了统一的符号系统；但是哲学的语言千差万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言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哲学语言。于是，我们面临一个跨文化的问题：英语或德语哲学能够用汉语来教吗？或者，用英语或德语提出的问题可以用汉语来解答吗？

简介：尼尔斯·玻尔的语言观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而且，从1927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他并没有对这个专题进行过专门的阐述，我还是能够从他的许多文章与手稿中找到他对语言问题的阐述。玻尔认为，所有的量子力学实验都必定借助于由日常语言表达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这些描述是互补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炼，它们都是无歧义的。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无歧义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我们能明确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和我们必须遵守二值逻辑的规则。无歧义的描述条件是无法替代的。玻尔的语言观与他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观点是一致的。

简介：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简介：对于处理各种相互关联的议程,语言学和时下流行的主体逻辑颇为有用。语义学和语用学可以受益于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涉及语言过程及其主体;而论述语言表达式的策略语义学和语用学,由于其与人类行为相伴随,并对之进行指导,则可以令各种主体逻辑从中获得良多教益。

简介：戴冕（以下简称“戴”）：《语言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您最近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我注意到您之前的著作中谈“是”与“真”比较多,这两个主题贯穿了您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研究,您甚至还直接以“是与真”为名出版过专著.为什么您这次不再专注于这两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转而开始谈“事实”“世界”这样的东西？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