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关注了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布鲁诺·陶特(BrunoTaut)在一战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富于远见性的艺术行为。陶特发展了一系列新建筑类型,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新建筑或新都市主义的想象,而是一种生产乌托邦式'新人类'的完整空间计划的概要。他平衡了现代都市和工业城市的高度组织性、空间性,日常经验中建造和功能在布置上的一体性,以及现代都市无秩序、未规划的扩张,还艺术性地预示了被异化和分隔的城市与乡村的再联合,并最终拉近了所有那些被分隔开的个体人、自然、宇宙。最后,作者思考了一种更宏大的外在语境条件,它支撑了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并导致陶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突然完全放弃这一主张并转而支持更为冷峻、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案,直到其去世。
简介:基于Berry等人提出的“移民适应理论”,考察了城市农民(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城市适应策略的结构特征及其与歧视知觉的关系.311名失地农民和461名农民工受邀填写城市适应策略问卷和歧视知觉问卷.结果发现:①中国城市农民(失地农民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策略主要由“分离策略”、“同化策略”、“角色认同混乱”和“混合策略”四种形态构成.②歧视知觉对城市农民的城市适应策略具有广泛而普遍的预测效力,歧视知觉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分离、同化策略或陷入角色认同混乱;歧视知觉负向预测混合策略.③歧视知觉对城市农民的城市适应策略的预测方向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调节.
简介: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儿童的亲子依恋与城市适应的关系,并探讨心理韧性在其中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采用城市适应问卷、亲子依恋问卷、心理韧性量表,对北京市3所小学三到六年级的665名流动儿童进行了调查。经分析发现:(1)女生、低年级、父母教育水平高、公立学校、未转学的流动儿童能更好地城市适应;(2)亲子依恋、城市适应和心理韧性各维度两两相关;(3)亲子依恋中的自我模型和父母模型对城市适应均有直接预测效应。亲子依恋中的自我模型通过心理韧性进而间接影响城市适应;亲子依恋中的父母模型通过心理韧性进而间接影响城市适应;亲子依恋中的自我模型和父母模型可以共同通过心理韧性进而间接影响城市适应;心理韧性在其中均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总的来说,亲子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城市适应,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城市适应。
简介:城市"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的构成和需求有较大的差别.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两大群体,城市管理采取的是单一手段简单处理的方式,将许多实际上是适合于外地农民工的管理政策强加到一些外来城市白领群体的身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弊端甚多.对于"外来市民"而言,流入其他城市之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人事关系、求学、录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方面的转移难题.本文主张对于他们采取更为宽松的户籍政策.对于外来农民而言,主要是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打工收入,而并不是解决户籍问题.所以,户籍改革的核心是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简介: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论著,其“制度不羞辱社会任何一个人”的伦理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设计具有借鉴意义。城市新移民市民化的制度藩篱主要有:二元户籍、土地、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上述制度许多方面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对照马格利特正派社会的伦理原则也不相符。要建立公平正派的社会伦理规范,首先,要建立不羞辱和有自尊的社会伦理;其次,营造公民社会的宽容和共存的社会氛围;第三,形成在正派社会中学习认同的规范。在制度设计方面,要注重整合顶层设计,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行土地制度及联动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平教育制度,以助推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目标实现。
简介:邓小平城市治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把城市治理作为治理大西南的重大任务。基于城市治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邓小平确立了城市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在积极巩固城市政权的基础上推进城市政治治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加速城市经济治理;在服从于政治任务的大局中进行城市文化治理;协调各方改善民生为重点开展社会治理;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城市治理思想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即:围绕城市治理的中心工作全盘考虑问题;将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创造性融合开展城市治理;依靠和团结不同社会力量协同推进城市治理;以制度建设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性战略举措;将提高干部素质作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条件。
简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空间和正义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一方面,空间的概念不仅具有物理的和自然地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在一定场域中得到体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兴起,西方一些学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存在若干非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确立科学的空间正义观;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施行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