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作为一位日本的社会人类学者,我一直非常关注着邻邦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动向,同时对汉民族的民俗文化极有兴趣。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对何彬的著作《江浙汉族丧葬文化》一书的出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中日学术交流的一项具体成果,同时也是我们理应努力去建设的面向21世纪的“国际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尝试。本书作者何彬,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得到现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长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指导,她当时对日本墓制民俗的实地调查,构成了本书最初的研究动机。何彬基于她在日本的调查经验,将日本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应用到了中国民俗的调查上。本书对有关事例的详细报告,正是运用这种调查方法所获得的,而这种调查方法,是日本民俗学数十年来在逐渐的积累与实践中所形成的。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将这种日本式的调查方法论灵活地运用到中国民俗学里。在学问妁历史上,仅在头脑里空想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将不会留下什么影响,可基于精密的调查方法所记述的资料,将来则会被作为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而保存下去。
简介:意大利文化遗产风险评估系统用于管理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有关遗产降解退化因素的相关技术数据,为相关科学研究和规划管理提供信息支持。其设想始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该系统发展成一个科学化、规划化的体系。通过风险评估系统制定的方针可对意大利建筑和考古遗迹进行科学保护、长期维护和及时修复。在风险评估系统中,意大利创建了以GIS程序数字地图为核心的中央枢纽,对考古和建筑遗迹进行了前期调查工作,未来还将不断完善和进行防灾减灾的深入研究。
简介:追溯福建文化传统的源头,我们尚可发现几千年前古越族先民在福建这片土地上留下的雪泥鸿爪,这些断发纹身的“东南蛇种”,在地老天荒中创造了福建文化最遥远的一章.然而,岁月悠悠,历史的尘埃渐渐湮没了他们的痕迹.汉晋唐宋以来,一次次中原汉民的南迁洪流涤荡着古老的越族文化,越族先民一部分被融合,一部分退居山林.第二期的福建文化就由那些南来的汉人及日渐同化的越裔来谱写了.福建地僻东南一隅,濒海而多山.绵亘于西带边界的武夷山脉.曲折绵长的海岸线,给这时期的福建文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地理环境:西南与东北的阻隔则不易受政治及战乱影响而利于存留中原古文化,并融汇形成自身特色;东部、南部面海而难以交流.终于,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航海业的日益发达,濒海优势给福建文化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唐宋以后,福建成为域外文化入华及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交汇点.宋元的阿拉伯、波斯宗教、建筑、商业文化入闽,明清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浙并随之带入西方文明,使福建文化第三期再呈异彩.本文拟就福建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特色作些探讨,试图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略抒浅见.
简介:<正>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正因其政绩显赫的缘故,以致学术界对这位先驱在“五四”前后作为文化哲人的一面淡化了。由此,笔者的选题不无拾漏之嫌。然而,这里的拾漏并不等于说本题“前无古人”,事实上,学术界间或提及李大钊中西文化观的笔墨多少有之,只是我们感到总缺少点什么。尤其是当一些对文化和历史研究有素的知名学者将李大钊的文化内核归为“折中调和”时(比如庞朴先生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一书就持这种观点),我们感到有种隐隐的不安。还李大钊这位文化先觉以历史本来面日势在必行,笔者就这一课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同仁。
简介:阿尼玛卿山的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在"散挖-行商"阶段,高海拔草原成为季节性人口争相涌入和采挖虫草的公共资源。虫草商人处于行商阶段,市场体系尚未成型;在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在公有制语境下有名无实,各级政府介入分肥,限制和禁止的高压行政管理未能减缓外来人口的压力。随着政府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虫草经济开始对生态移民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虫草商人也从行商中分离出来;在契约-电商的新阶段,草原承包制全面推行,牧民获得草原收益和管护的权利。市场体系建立后,契约交易发展迅速。虫草电商的崛起加剧了虫草资源的竞争和垄断。虫草给牧民带来生计机会和草原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草原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政策设计应着重维系人类、文化和自然的连续体以促进草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