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网络视频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形成以爱奇艺、腾讯视频及优酷为首,芒果TV、哔哩哔哩等并存的局面,各公司均在发展中不断寻求转变与优化。其中哔哩哔哩作为定位年轻人且具有亚文化社区特征的弹幕视频网站,凭借ACG等亚文化的传播和受众扩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采取商业模式分析方法,从产品、客户、基础结构及盈利模式四个维度和九个构成要素对哔哩哔哩进行分析,并与主流视频网站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亚文化能够从多个方面影响企业商业模式的结论。从产品和盈利模式上看,哔哩哔哩是当下最大的亚文化聚集地,业务主要与ACG及上下游产业相关,形成以视频网站运营为基础,游戏、直播、周边销售等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模式。从用户关联上看,亚文化人群具有规模较小、消费意识较强、自主创作能力较强及忠诚度较高等特征。从基础结构上看,相关社区制度使得互动仪式链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相对同行业其他公司,哔哩哔哩用户满意度较高、内容成本较低且营收稳定增长。
简介:刘易斯·芒福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之一,其思想极富深度,这源于芒福德本人丰富的学科背景和他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通过论述芒福德的媒介技术观,试图厘清芒福德、马歇尔·麦克卢汉与詹姆斯·凯瑞媒介技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明晰芒福德在媒介环境学派中的位置。芒福德、麦克卢汉和凯瑞都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三人围绕技术与媒介做出过许多探索,诸多思想存在着差异和交织。凯瑞通过考察传播技术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印刷术和电报、电视、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手段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复杂影响上着手,对麦克卢汉和芒福德媒介思想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区分,并为二位巨匠构建了一次不在场的争论。芒福德早期认为技术对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与麦克卢汉的诸多观点一致。芒福德晚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看到了新技术对权力集中的有益之处,并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批判。虽然芒福德对电子传播技术由肯定转为批判,但是其出发点却从未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自主权的关怀。凯瑞继承了芒福德这种精神。在凯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晚期芒福德的诸多痕迹,比如芒福德强调过'仪式'对集权统治的重要性,这对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即为一种启发性的存在。尽管媒介环境学派成长于北美地区,但是因其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深入考察,其思想对处于传播技术急速更迭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
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
简介: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赋权作用,但是学界对于互联网的赋权机制并未给予深入阐释。以赋权理论为视角,认为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赋权具有结构性,包括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如信息赋权、关系赋权)、心理赋权等。基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主要受网络接入、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其受实践能力影响较小。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下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虽然使新生代农民工平台接入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实践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平台接入、实践能力在提升心理层面效能感的功能仍然非常有限,意见表达状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好转。由此,互联网要真正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除了提高网络接入、网络使用能力外,更需要将其转化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获得,培育和营造良好的意见表达文化也是重要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