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简介：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有其理论依据，它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实质公正，也符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当前法官在行使庭审指挥权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应从五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即加强庭前准备工作、明确庭审指挥权的内容、建立庭审指挥权纠错机制、建立家事案件庭前调解制度、强化对法官的庭审能力考评工作。

简介：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洪超明认为：强制戒毒案件办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法律依据适用不准确。如：将适用的法律名称书写错误或不规范；决定强制戒毒前，未严格依照规定对违法人员先予以行政处罚。二、程序执行不合法。如执法中仍然缺少或没有使用强制戒毒通知的法律文书；强制戒毒决定前按规定先给予的行政处罚，没有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的程序要求进行而被认定为无效。三、证据搜集、固定不到位。上述执法问题的出现，有法律规定滞后、相关执法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的客观原因，但主观因素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简介：在日本,少年非行是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少年的犯罪行为、14岁未满少年的触法行为以及虞犯等三方面的总称,主要由《少年法》及《儿童福祉法》等法律予以规制。《少年法》以少年的人权保障和健康成长为目的、以保护主义的社会复归为理念,与《儿童福祉法》等共同构成非行少年的法律保护体系。家庭裁判所以少年事件为主要审理对象、以保护处分为主要处罚手段,与社会福祉性质的儿童相谈所共同担负起日本的少年保护事业。官民协动与社会参与制度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少年保护理念的转变,完善我国的少年保护体制,将其建设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事业。

简介：司法公正包含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内容。而程序公正则涵盖了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执行程序的公正两个方面。当前，执行程序公正显得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过于强调诉讼程序公正，而忽略了执行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是法律规定存在着缺陷。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执行单列为一个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三篇中，但是实际所赋予的执行权不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执行命令权、执行裁决权，而且还享有执行实施权。

简介：各种诉讼时效效力立法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采概念用语和时效援引规则的配置两个方面。各种立法模式的共性大于差异,对于诉讼时效届满的直接效力,各种立法模式均规定由义务人取得抗辩权或援引权;对于行使抗辩权或援引权的效力,各种立法模式的规定基本一致,具体体现为强制执行力的丧失、自愿履行不得要求返还、抵销的适用和对从权利的影响等。我国＂民法总则＂应立足于各种诉讼时效效力立法模式的共性,参酌本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经验作出相应的规定。

简介：在“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案”中，被诉的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措施明显违反了WTO义务，中国只有援引例外条款以证明措施的正当性。在此之前的“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否认了中国出口关税措施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权利，但其裁决理由是有问题的，在本案中我们应据理力争，以改变上诉机构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当然，即便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一样可以援引GATT第20条（b）款和（g）款，在满足援引的条件上却有一定的难度。中国援引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但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因此，中国败诉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该案败诉，对中国的稀土产业将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会对稀土等重要资源的养护和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简介：消防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高校国家教育人才的基地，学生集体居住地，极易发生火灾，形成群死群伤，故高校消防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且责任重于泰山。

简介：受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法国于2011年出台了《刑事拘留法》,明确了口供的自由、自愿原则。在内容上,口供自由、自愿原则包括权利告知、获取口供的合法性限制以及非法口供排除的自由评价。从制度设计上,法国式的口供自由、自愿原则具有三大特点：以判例为主导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体系、“相对无效为主、绝对无效为辅”的排除标准以及以中立司法官为主要的权力监督机构。尽管口供的自由、自愿原则已在法国扎根并日渐成熟,但仍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从根本而论,“社会利益优先”、“国家权力主导”、“追求实质真实”等核心目标在法国刑事诉讼中未发生根本变化,公权力机构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还处于较优势的地位。

简介：地理标志是一种标示商品基本来源的重要标识。本文从“金华”商标与“金华火腿”地理标志的纠纷谈起，介绍了我国目前对于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即采用双重保护模式（工商总局的商标保护和质监局的地理标志保护）。在总结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简介：在我国《民法总则》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总体上未处于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因其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均较模糊,因而不是独立的裁判规范。但其为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的目标、任务,不妨碍其中的平等、自由、公正、诚信等核心价值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总则》关于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属于指引性、“法源性”的条款,具有时代气息、初步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引出制定具体规则的任务。承认宗教活动场所（组织）等团体的特别法人资格,将非法人组织作为第三民事主体,专设危难相助的特别制度,在特定情况下民政部门被首选为监护人,等等,这些都立足于中国现实、关注并解决中国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值得鼓与呼。

简介：<正>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依照法定的职权对现行法律的具体运用所作的解释。它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且其内容不得改变或违背法律原意,因而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本身。但近些年来,我国司法解释超越或替代立法的现象日益突出,正如一些法学界人士指出的,司法解释已成为法外之“法”或法律之外的补

简介：<正>在我国执行程序中,执行异议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对案外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制度。但由于该制度在制度制定时,审执尚未完全分立,立法者只注重其操作性,未对其涉及的一些诉讼原理问题作深层次思考。随着实践和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该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因此,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亦应提上议事日程。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诞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实现邓小平同志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一战略思想的重大措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胜利成果的记录,又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法律保障。历史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证明,《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仅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而且将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简介：

简介：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女性犯罪的比率迅速上升,女性犯罪的类型也呈多元化的趋势.然而,由于传统上男性一直是犯罪的主体,对女性犯罪的研究因此受到了忽视.开展女性犯罪心理研究不仅是国际女性犯罪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为公安侦查、审讯、抓捕各个工作环节以及对女犯的司法改造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的类型上.一般的经验型的理论研究较多,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性的研究较少;单一犯罪类型的研究较多,而不同犯罪类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单一因素与犯罪行为的关系研究较多,而多种因素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应用研究与实证研究是女性犯罪心理研究的主要研究趋向.

简介：近年来，女性犯罪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女性犯罪呈现出犯罪群体集中、犯罪类型重点突出、刑事责任较轻等特点。女性犯罪是多元因素造成的，应当从影响女性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女性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入手，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

简介：我国当前面临的跨国公司犯罪包括来华的跨国公司犯罪和＂走出去＂的公司犯罪。然而,查处这两种跨国公司犯罪皆遭遇了种种困境。有效抗制跨国公司犯罪的主要措施,在刑法方面是准确适用法律,严格区分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及其成员等不同主体的刑事责任,在刑事政策方面,应当平等保护,对来华投资经营的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应当促使其守法经营。通过对跨国公司犯罪的类型化研究,有效抗制跨国公司犯罪,促进经济国际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合规＂经营、健康发展。

简介：法定离婚理由是裁判离婚立法的核心内容，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根据。我国法定离婚标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应增设若干新制度，改革现行立法，以更好地实现《婚姻法》保障婚姻家庭，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之功能。

简介：检察机关设置内部机构,是为了实现专业分工、提高效益,也为便于上级指挥监督。设置时应考虑司法责任制及其限度、办案业务量和检察官数量、办案组织的设置、业务工作特性、日常管理需要以及上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对接。目前还应注意机构设置的适度稳定性,以及机构设置的基本统一性。“大部制”比较适合于案件数量较少,检察人员较少的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检察机关实行诉讼与监督职能分离和机构分离利弊皆有,但两种职能难以完全分开,且在侦查权转隶后,诉讼监督更需批捕权和公诉权支持。“捕诉合一”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捕、诉性质不同,部门合一还造成业务部门设置不平衡。除未成年人案件以外,其他特定类型案件亦应慎重实行“捕诉合一”。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及功能设置,应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状况而作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