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负有赔偿义务的监护人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冷常青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案件时，通常将侵权的被监护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将担任其监护人的公民之一列为法定代理人，但不作为案件当事人。这种做法，值得...

简介：由于旧的法规的影响，目前人们常常把对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等同起来，认为这两种责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给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从法律性质、归责原则和责任主体三个方面对这两种责任加以分析，把握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正确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在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的行政处罚已经封项、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可能但尚未能被受理的情况下，探讨建立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尤显必要。生态损害是危害行为直接指向生态环境本身的一种损害，它不同于以生态环境为媒介而最终表现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的传统的环境侵权损害。可以以恢复费用法为评估基础，将生态损害具体类型化为防范性措施费用、清除措施费用、修复性措施费用、附带损失和象征性损害。应建立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以环境公民诉讼为借鉴的生态损害填补诉讼制度，赋予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生态损害填补诉讼原告资格。

简介：面对生态环境损害频繁发生，美国、欧盟和日本较早地开始尝试用法律的手段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以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欧盟的《环境损害责任指令》和日本的《公害防治法》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在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欧盟、日本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进行考察，为我国将来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法律制度提供启发，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道路提供借鉴。

简介：格式合同作为＂双刃剑＂,其在效率价值之外带来的是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对契约正义的调整。从实然效果分析,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应确立以司法规制为中心的模式。而在格式合同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引入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得出与传统民商法思维不同的司法标准和司法结论。同时,在将经济法的理念引入民商事审判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条经济法实施的它途。

简介：基于禁止重复诉讼的设置目的对“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一要件进行重新解释,其不仅适用于前诉裁判生效后,也可扩大解释适用于前诉系属中。当前诉处于诉讼系属中时,该要件应理解为“如果进行后诉,后诉请求的裁判结果可能会否定前诉请求的裁判结果”,其表现形式多为后诉请求直接否定前诉请求或后诉请求与前诉请求争点共通。但为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需前诉法院及时履行相应的阐明义务。当前诉裁判生效后,除后诉请求直接否定前诉判决主文之外,后诉请求通过否定前诉核心判决理由进而达到否定前诉判决主文目的的,也符合该要件的适用。最后,在适用该要件时,可将“诉讼标的相同”这一要件理解为“同一生活事实”。

简介：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253条修改后，以违约责任为基础的非财产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在一定的法益范围内得到了一般性的肯定，但违约非财产损害的法律救济仅以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侵害为前提。德国法上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对其传统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保护模式带束了历史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囿于非财产损害法益范围的局限性，该项变革的实际效果又非常有限。德国法上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演进，为中国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模式。

简介：债之关系中的固有利益是与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并列的债权人利益，可能因债务人的加害给付或违反保护义务而受到侵害。但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违反是各自独立的两种给付障碍形态。就加害给付的损害赔偿，德国民法以瑕疵担保责任予以救济，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采债务给付障碍的一般规则救济。我国民法上不存在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故而未来制定民法典仅须采用债法总则的加害给付一般规则即可解决各种债务中因给付有瑕疵而造成债权人固有利益损害的问题。加害给付如与侵权行为发生请求权竞合，如果所适用的责任规范法律效果有差异，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诉由，但同时应根据法律目的确定是否竞合之责任规范相互发生影响作用。

简介：医疗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医疗机构为患者实施医疗行为后，患者有损害而产生的纠纷，它以医疗服务合同成立生效为前提，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而主要以责任类型、因果关系等要件来认定医疗损害责任，这使法律适用者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做出错误判断。文章通过一个急救案件，指出医疗纠纷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医患关系的举措。

简介：在疫苗接种损害救济方面，我国目前并存着民事责任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无过错补偿计划两个体系。从构成要件层面来看，该双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过错、因果关系等核心概念在两个体系下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导致救济漏洞的存在。从实践运行角度来看，民事责任体系对于行政管理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倚仗，而无过错补偿计划未充分考虑到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导致其救济功能发挥不充分，同时两个体系均面临着疫苗接种损害中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的困境。实证研究表明，无过错补偿计划对于民事责任的替代作用有限。为实现疫苗损害救济双重体系的良性互动，充分救济因公共卫生事业接种疫苗的受害者，应依“追偿机制”构建无过错补偿计划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技术，并重构补偿经费的来源。就民事责任体系而言，应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具体个案中的疫苗产品缺陷和接种过失作出具体认定，在充分尊重管制规范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形塑良好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秩序。

简介：在德国,因为债法改革使原来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调整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进入了法典总则的框架,所以尽管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依据现第253条而被严格地限制了适用范围,但是财产侵害也可能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约定等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而被救济。在我国,尽管《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并未明确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害侵害领域的适用,但是以最高法院为主导的我国司法实践却对此予以严格的限制,它严格区分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产侵害中的适用被原则性地排除掉了。两国法律实践在该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适用扩张解释的方法小心翼翼的在既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框架内保持了法典对现实生活的适当开放并对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而后者在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时却未充分顾及既有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因此,即使从功能主义分析的立场出发从而发现两者在最终的调整结果上可能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结果的趋同性却不能说明违反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法律适用本身的正当性。

简介：关于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但纵观法释[2002]17号的相关规定，其立法理由不仅牵强，而且还存在一些违法性的问题并有违国际惯例。因此，该批复依法应予废除，然后以立法方式赋予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简介：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判断,动态系统论从方法论层面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首先应当选定构成赔偿责任的要素,如受保护权益的重要性、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损害发生的原因、故意或过失的程度、为避免损害而耗费的成本以及从危险行为中获利的多少;其次要厘清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基础评价的引入来作出判断。

简介：买卖并已交付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问题，存在争论。学者大多认为应由机动车的现持有人即买方承担责任，卖方无需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解释和判例。但事实复杂远非想象，实践中出于公平以及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充分实现的考虑，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双方承担责任的方式。一般情况也就是在卖方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由买方承担责任，卖方无需承担责任；而在卖方存在足以致使交通事故发生或者造成受害人权益损害的情况时，卖方应根据不同情况与买方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简介：环境污染侵权具有高度危险性、不平等性等特点，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其规定了特殊的证明责任，但其证明标准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污染物”不应限于纳入国家或地方环境标准的物质，在国家或地方标准对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未予规定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且行为人不能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具有解释补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功能。其法理依据是PICC可以作为辅助性法源，帮助进一步阐释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以有关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例，这一做法符合CISG第7条统一法方法义务，并相较于其他解释补充方法具有保障CISG的国际性和统一性的优势。但前提条件是其并不违反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且未超出CISG的调整范围。

简介：一、抚慰金条款的新调整依照《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该条属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在侵害身体、健康以及剥夺自由的情形下，受害人也可由于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合理的金钱赔偿。这里所说的请求合理的金钱赔偿，即抚慰金请求权。这是《德国民法典》从颁布时起就明确规定的抚慰金条款。在《德国民法典》中，抚慰金（Schmerzensgeld）属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的一种。从《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抚慰金适用不仅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且被限制在侵权行为法的范围之内。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有了长足发展，社会进步得到全面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作为人类极具普世价值的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逐步为国人所接受，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从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再次为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从社会客观性的另一面来看，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尤其是文革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一个错误观念，即“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成了调整公权与私权关系的金科玉律，

简介：与普通的民事侵害健康权不同,在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中,非健康状态呈多样化表现:不仅有普通的疾病型、个体型健康损害,更突出地表现为健康隐患以及群体型健康损害。这种复杂的非健康状态背后的利益归属难以仅由体现消极属性的民法健康权所涵盖,更需要宪法层面对健康权进行积极确认与维护,同时在实证法上不断吸纳跟随社会发展的人权范畴中的健康内容。基于健康权利的多元化属性以及侵害后果的严重性乃至不可逆性,对其保护不能仅限于事后的救济,更需要寻求环境健康风险的积极预防与控制。民法典应与环境法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以克服大规模环境污染下健康保护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