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井喷之势增长,社会危害后果严重。相较于传统诈骗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团伙化,组织化,犯罪手段内容多样化,区域辐射性明显,跨区跨境突出,成本低、隐蔽性高等新特点。这导致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特别是诈骗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定性、认定难,如主观故意、诈骗数额、主从犯认定难等问题。对此,可突出电子证据的取证作用并结合《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帮助取款行为,主观故意,诈骗数额,主从犯进行认定。

简介：罪名规范化、统一化之我见──与薛瑞麟先生商榷吴平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及罪名统一化、规范化的论著普遍认为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的条文应明确规定罪名，即采用“标题明示式”罪名立法。笔者也是持这种看法。但薛瑞麟先生写的《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①（以下简称...

简介：《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填补了中国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立法空白。但它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没有明确具有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功能的信息采集必要性原则之准确内涵,且又提出了＂网络实名制＂这种新的个人信息采集规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以此进一步分析了＂网络实名制＂规则与该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认为实名制规则必须通过未来的细化完善才能与该立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

简介：学界对两高的网络寻衅滋事罪《解释》妥当性之争,实质上是解释方法选择之争,肯定说与否定说均难以令人信服。三段论的解析发现,《解释》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是基于法律用语歧义而进行的较为隐蔽的法律拟制。超越解释方法之争,惟有对《解释》加以正义观念上的思辨,才能澄清法律用语歧义的正确处理方式。正义观念可以用法律融贯性与比例原则加以检视。适当的歧义,允许被相同处理;不适当的歧义,应被区别对待。《解释》中的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应遵循上述正义观念,分别加以处理。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

简介：我国的信访活动历史悠久，但作为一项正式的政治制度却是近几十年的事。目前，信访工作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热议。因此，必须切实纠正现行信访制度的弊端和缺陷，加强信访工作的法制建设，把信访工作引入真正的法治化轨道。

简介：财产犯罪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犯罪的主要形式,表明财产犯罪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它是现代化发展付出代价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造成财产犯罪增多的原因在于：犯罪机会增多,贫富悬殊加剧,价值观念混乱,腐败现象蔓延,犯罪惯性使然。必须针对这些原因,采取有效的对策,才能控制财产犯罪的增长。

简介：作为义务来源作为认定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依据，在整个不作为犯罪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中，作为义务来源问题常常引发争议。深入研究作为义务来源，对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简介：请求权是本权利被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权利人请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一种实体法上的救济权。因此，将请求权划分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并不科学。应当根据请求权的性质及其功能，根据本权利被侵害的具体类型，将请求权划分为防御请求权、保全请求权、补救请求权三种。唯此，才能真正建立请求权的科学体系，切实沟通实体法与程序法，严格区分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从理论上统一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最终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全面保护。

简介：我国近些年来司法改革所欲达到的目标是司法职业化或者精英化、专业化,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属于其中的核心内容。员额制本来是一种将审理权及裁判权归位的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却异化为各种利益的角力,其中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法院管理层的利益及法官个体的利益,甚至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利益也牵涉其中。因此,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各种利益的平衡过程。因此,对于法官员额制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应当溯本求源,探求员额制背后的制度设计及相关支撑原理的契合度。针对员额制的问题,解决进路应当是综合性的,其中既包括法官员额制遴选的去行政化,也应当包括根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员额数（员额比）、遴选标准或方式等基础性内容。同时,还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得法官员额制成为一种系统或者有效运行的整体,而不使之产生互相掣肘、割裂的碎片化现象。

简介：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论断,其在国内外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文献表明,先秦诸子均认同尊卑贵贱并提倡忠孝,故阶级观念和家族主义是先秦诸子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而并非儒家的私学.儒家真正独特的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仁和仁政的学说.假若真的有法律儒家化,其无疑应该是体现了儒家仁爱学说和精神的法制理想和原则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落实和安顿.故有重新厘定法律儒家化内涵的必要.不过,尽管瞿同祖先生当年关于法律儒家化的相关论断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正,但法律儒家化也并非子虚乌有,而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和过程.

简介：河南省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公安信息化引领实战的本质要求,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但在应用水平、实战效果、系统建设、专业队伍等方面还需完善提高,结合目前河南公安信息化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共同探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若干对策。

简介：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简介：法理学名称经历了从部门哲学，法哲学，法律哲学，法理学到哲学的法理学的演变过程，法理学学术问题有描述性问题，规范性问题和哲学问题三种基本类型；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的法理学实际上就是法的世界观的学问，具有人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特征；在当今时代研究法理学哲学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最好方法是对历史中的法理学进行理解和解释。

简介：针对学界争论较大的“丈夫是否成为强奸罪主体”亦即丈夫是否具有“豁免权”问题，从国内外相关刑事立法及司法例入手，从法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学及刑法犯罪理论等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得出婚内强奸行为应当归罪的结论，并提出了程序及实体上的相关立法建议。

简介：

简介：欧洲的死刑政策围绕着“人权”话语展开,各个组织如欧洲委员会、欧盟、欧安组织都持废除死刑的政策,并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第三国废除死刑。欧洲死刑政策的区域化将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乃至立法产生趋同性影响,《中西引渡条约》、《中法引渡条约》的签订就是明显例证。

简介：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某种权益的剥夺,来达到一种惩罚已然犯罪和警示未然犯罪的目的。但是,仅仅通过对权益的剥夺,来使得犯罪分子得到报复性的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对社会的危害,只有通过刑罚人性化的改革,积极改造和教育罪犯,才能帮助他们复归社会,文章借鉴了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观点,针对我国目前的刑罚人性化实施情况,提出了完善刑罚人性化制度、完善我国社会法制等观点。

简介：地方立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体现地方特色、更加提高立法效益，是衡量地方立法科学化的标准。我国地方立法在科学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地方立法理念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抄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倾向明显；地方立法技术滞后。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地方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地方立法理念，科学编制地方立法规划与计划，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提高地方立法技术，建立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等。

简介：行政指导堪称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行政手段，今后将愈发具有用武之地，故有必要将其列为我国行政法中有关行政行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行政指导本身尽管并没有直接的强制力，但其终归属国家权力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因而，应将之纳入行政法理论、原则的统率以及规范之内，籍以防止行政指导的滥用、失误，充分发挥其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