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简介：实践证明,推行村民自治,是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和保障。村民自治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约束管理者的权力和保障自己的权利。通过对三个村寨的村规民约的考察,发现规约中所缺的正是为了规约管理者——一般是村委会——权力的条款,缺乏有效的监督,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目前一些村寨村务公开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不做。文章借鉴善治理论,并运用相关的法律分类理论,对如何完善村规民约提出了建议。

简介：从宗教信仰发展出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而我国古代法始终以“刑”为核心内容，从而导致法的社会职能单一、地位低下；同时，汉代以后儒家将礼与法相结合，过分强调礼的作用，法沦为礼的纯粹工具。以上因素共同导致法律仅被视为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手段，因而未能在人们心中形成真正的法律信仰，这也是我国未能形成法治文化的关键因素。在构建当代法治文化体系时，应该更加强调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进行符合现代性的扩展与解读。

简介：在WTO法框架下,进口产品享受国民待遇的前提之一是与相关国产品的同类性。本文分析了GATT第3条有关同类产品的法理以及涉及文化产品的两个案例（＂加拿大期刊案＂和＂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指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判定产品同类性方面忽视了对文化因素的考量,以及中国在＂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的同类性问题上抗辩不足。鉴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协调自由贸易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及中国发展国际文化贸易的现实需要,作者建议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考虑文化因素在确定产品同类性中的作用：一是考察文化因素与判定同类性的传统标准之一,即＂消费者品味和习惯＂之间的联系;二是重新思考＂目的和效果＂理论的价值,因该理论能够对争端裁决者考虑贸易措施背后的文化政策目标提供适当的灵活性。

简介：从用的层面,人性善恶可以被解析并整合出6类主观行为和21种客观行为关系.唯小恶制小恶、恶大善制恶大善、小恶制恶大善3种客观行为关系符合民事交易范式.民事交易范式理论要通过其内在机制运作(监督和竞争)、外在诚信建构和完善的违反交易范式制度谴责等三个方面加以实现.

简介：我们一直称为理想的东西往往体现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一个是艺术。如果再加上一个，就是由政治集权所造成的人们对于一个权威人格的向往。

简介：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简介：立法的好坏与立法技术运用的巧拙紧密联系,性别立法技术影响着性别法规范的好坏。以我国传统性别为例,理学思想指导下的宋、明、清立法者继续从纲常礼教下形成的性别差等立法原则出发,使传统中国性别立法在结构技术和表述技术上不断发展完善。但是,理学思想的僵化也导致立法技术应用目标的转变,即由注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调控转为通过礼教性别差等观念的强力维护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法律效果,使传统中国的性别立法观念与技术与两性平等越走越远。

简介：诚如日本著名学者岸本美绪所言,近来学界关于支撑传统中国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已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法乎?情乎?”简单化约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而倾向于对当时审判官员复杂抉择的心理过程进行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简介：人们普遍接受了知识即财富的观念，但是，将知识财富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所有权客体范围，却未有成熟的哲学理论可供倚赖。显而易见，在财产权意义上探讨知识财富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认同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诠释知识财富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实质，即知识之所以成为产权对象的根据。

简介：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简介：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简介：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关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对充任法官者的年龄、资历、性格，以及法庭仪式、法官装束等都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独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这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司法公正、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服从乃至法律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简介：2007年8月25—26日,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与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共同主办"监狱文化与矫正工作论坛"在津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志冰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与闭幕式,天津市监狱郭炜监狱长代表论坛主办单位致欢迎辞与闭幕词。在开幕式上,中国政法大学科研

简介：列宁说过，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观念变革，并且往往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厉行法治对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简介：文化权利就是主体可依法主张的享受文化利益的资格,是文化法治实践和文化法学的基础与核心概念。目前,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的文化权利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宪法、法律以及国际规范性文件为文化权利的保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基于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法上的文化权利的外延范围包括文化创作自由、文化传播自由权、文化媒介自由权、文化接触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国际文化合作权。文化权利属于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包括消极自由权与积极受益权的复合型权利。文化权利的核心义务人是政府公权力机构,它们为该权利的实现承担着全面性义务：尊重、保护和促进。

简介：我们谈中西文化比较这个课题，不妨先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文化的定义。文化学中关于文化的概念是不统一的。我们都熟知这个词，但是让你说出什么是文化，比较难。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广义的文化。什么是文化？简单地讲，文化就是人类的文明化，从野蛮人到文明人，你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是文化的体现。我赞成英国的巴格比给文化下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什么叫内在的行为规则呢？是指人的思想方式；外在的行为规则，是指人的行为方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就在于彼此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

简介：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刑罚作为对犯罪的反应，其不仅因文化而创立，更因文化的发展、变迁和进化而历经嬗变，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因是文化的演进。

简介：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简介：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北京,如何重构自己的文化记忆,成为北京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什刹海片区为例,从水与庙,景与人,食与店,桥、景、事等多方面呈现了北京文化记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重建北京的文化记忆作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