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气候变化威胁到贫困和边缘化群体的生命和生计,应对气候变化应当与普惠性人类发展的目标相一致。普惠性是人类发展的核心,人类发展必须惠及每一个人,而且也能够惠及每一个人。气候公正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诉求,普惠性人类发展为气候公正的实践提供指导。可持续发展是气候公正的指导思想,普惠性人类发展则是实现气候公正的道德机制,它契合气候公正的伦理诉求,为气候公正的实现提供新视角。

简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勤于著述,涉猎广博,其思想学说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实践性、批判性与前瞻性。学界已从不同的视角对黄宗羲的思想学说进行了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其对阳明学派伦理思想的诠释与修正,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揭示黄宗羲对儒家心学伦理思想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简介：习近平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他提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他认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他指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党建、军强、民富、国兴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论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简介：当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一个和谐融洽、友爱团结的人际关系环境。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对于友爱的研究占据重要篇幅。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德性生活视阈出发，从与城邦共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视角拓展了柏拉图的友爱概念，并且提出了友爱的三种性质，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这三种友爱为我们对友爱的理解与人际和谐的追求从不同层次提出了不同的道德的境界和要求，它有利于我们全社会共同建设和谐的人际环境。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对于促进我们主动关爱他人、对家庭亲情关系的现代理解、社会交往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的回报”等方面有着极其有益的借鉴意义。

简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中,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运动。某些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原有核心价值被解构,而新的核心价值被建构,这些新的核心价值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前形成、改革开放以后被重构的核心价值,也包括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新生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具有如下特点：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以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变迁为基础;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是相反相成的辩证过程;核心价值的解构有不彻底之处;核心价值的建构有不成熟之处。

简介：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国际正义学说近来已经受到一些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的严厉批评。借助于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可以表明这些批评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令人误解的，罗尔斯不仅对基本人权的实现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承诺，而且其国际正义理论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合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与分配正义的本质而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简介：诚信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其在规范中国人的行为，模塑中国人的人格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规则，西方社会的信用理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着颇为成功的实践。中国传统的诚信观不仅与近代西方的信用理念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迥异，在实质内涵、普适性和作用机理上也大不相同。

简介：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蕴含了三个方面的伦理维度绿色发展观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解的视角以“类的存在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伦理价值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体现了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辩证；绿色发展观在中国的演进过程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个理论核心的“同一式”发展的逻辑进程；从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的哲理辨析中，提出了绿色发展观的伦理实现途径必须是基于全社会对节约观达成一致共识，形成一种节约型的、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才能最终达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社会发展目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亚当·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其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在为求解当时英国乃至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可能的时代课题而努力。基于利己与同情的人类本性，发展并完善了合情利己主义情感论，以此为人性基础，提出了富国裕民的价值目标和常规性规则限制的道德规约，建构起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了价值合理性论证。

简介：近代“道德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入，首先表现在一些革命派人士提出了‘‘三纲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将斗争的矛头更集中地指向三纲。其次，不少革命党人将自由、平等、博爱定为新道德的精神、原则，这就使近代道德革命的方向更为明确。其三，这一时期又有人对利己主义有所批评、矫正，这对近代道德革命向健康方向发展起了引领作用

简介：通常来说,提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或者给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目的是解释或解决社会关系某一方面的某一矛盾,正义问题或者说正义范畴的提出必定也是如此。对于＂正义＂范畴所蕴含的矛盾,很多思想家、学者早有提示。他们认为,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正义的两种基本性质,也是我们考察正义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

简介：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既包括优良的美德，也包含腐朽的糟粕，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概括说来，“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应当彻底予以否定，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要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简介：从现代政治学维度来说,尽管洛克的政治思想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其政治思想给当代政治发展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思路。通过重新解读洛克的《政府论》,我们发现,洛克在自然状态下提出的＂天赋权利＂,既区别于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又为他的主权说——三权分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国家或政府不仅能够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且能够真正地为公共福利而行使应当的权力。

简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部署,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这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今已经从各个渠道向受众渗透,但要真正入耳入心,还要进一步创新传播艺术。

简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国家伦理与个体道德的统一，把“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转化成每一个体自觉的道德认知与情感体验，是荣辱观教育的关键。荣辱观教育有其辩证性内涵，在教育目标上，它是培齐“道德人”与“能力人”的统一；在教育内容上，它是一元价值内容与多元实践方式的统一；在教育原则上，它是道德理性设计与道德情感供给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它是荣辱价值引导与主体生活体验的统一。

简介：荀子的生命观汲取道家及孔孟等先秦哲学家的思想，尊重生命的自然欲望、自然冲动；在价值层面更追求道义上的责任、精神上的超脱；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而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天、性、心的自然性决定了人之生命的本真；义、辨、群的本质决定了人之生命的向善；鬼、怪、神之消失奠定了生命的美感。苟子的生命观是先秦儒道生死观的批判性总结。

简介：对公共道德概念的把握不仅要从中外公私观念的历史流变中,而且要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道德诉求中去理解。我们当今的公共道德观念,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必须同时提倡。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处理好如何以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立基,但又能容纳公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对公民的要求要有两个面相,一是积极的,即有所为,一是消极的,即有所守。有所为,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共交往中体现的同情与关爱及信任、合作等公共精神;有所守,指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与权益,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与规则。

简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之间的划分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西方法理学界被长期地予以关注和讨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已经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既坚持实证主义法学传统，主张法律和道德分离，又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偶然联系的事实，提出了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研究哈特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因由，明确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的内涵，对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简介：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功利的、实证的、动态的、演化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功利主义的,这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独具特色。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功利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种处置资产的能力,人本身也是一种资产,交易成本约束决定了权利的边界和权利界定的不完全性。二是功利计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价值,功利标准提供了脱离于人的主观评估的客观标准,人权与产权的价值可以通约。三是统治者、臣民、疆域构成了国家,统治者和臣民都依据功利计算的结果作出决策,国家成为掠夺者还是保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