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

简介：同一个黑格尔,在不同学者眼中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保守的国家主义分子和融合古代共同体主义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调和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的后一种形象已成为当前学界争议的焦点,而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则是探讨这一难题的较好切入点.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一方面赞同导致贫困的劳动所有权所体现的个体原则,另一方面又支持市民社会对贫困的救济所体现出的共同体原则,由此引发了一桩公案——市民社会是否解决了贫困问题？对早期和晚期两种不同解决方案的回顾,表明重建于中世纪行会基础上的同业公会,被黑格尔视为一种既不同于置贫困问题于不顾的个体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实施普遍救济的国家福利主义的理论构想.

简介：2016年10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第70期“科学·社会·人文”论坛特别邀请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吉拉·谢尔（GilaSher）教授作了题为《基础整体论：

简介：康德认为，与经验想象力总是对经验对象的“再生”不同，先验想象力第一次使经验及其对象成为可能，因此，它也被称为生产性的想象力。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所说的先验想象力不仅是将感性和知性联系起来的能力．而且也可以说是它们二者的共同根基；此外，它不仅是将表象杂多在时间次序中加以整理的能力．而且是时间表象的根源；不仅是在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它呈现出来的能力．而且是对象的呈现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通常的技术是经典技术。当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产生了量子信息理论时,才产生了直接的量子信息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的存在揭示了它的本质,它是量子要素、量子结构与专有功能的统一。人的意向是构成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潜在因素。量子信息技术属于生态技术,它的诞生将推动量子信息文明的来临。经典算法所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世界复杂性,有可能通过量子算法得到克服,这表明客观复杂性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有关。

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构主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移植到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一种新的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塑形理论——不断发展壮大。通过采用社会学研究纲领对传统技术哲学进行批判,技术的社会塑形论从经验维度实现了理论重建,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经验转向。

简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技术批判理论关注的主题包括敌托邦②（dystopia）和民主．双面的技术（即包括技术和社会两方面），技术系统的环境改造，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哲学的贡献。批判理论主张，工业社会的设计在政治上是偶然的，以此反对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现如今从属于技术律令和需求的人类，或许在将来能够控制技术并决定技术的演化。批判理论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过程称为“民主的合理化”（democraticrationalization）⑨，它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以公众广泛参与技术决策为前提条件。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根本性转变是难以预测的。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一、会议概况2014年9月10日到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发起创办,汉诺威大学哲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马格德堡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同主办,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科学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奠定以来,就一直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起承转合”。20世纪7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念一炮打响,给科学哲学的研究增添了历史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的出版,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理念受到了挑战,自此开始关注经验,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今天,当引力波已经被探测到,当“阿尔法狗”已经连续将李世石和柯洁挑落马下,试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2017年6月11至14日,“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举办。

简介：2013年9月22-26日，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德（欧）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前，第一届论坛于2011年12月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召开，第二届论坛于2012年10月9日至12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中德（欧）科技哲学论坛的举办，旨在推动中国与德国乃至欧洲的科学技术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并以此为契机，寻求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研究之可能。

简介：2010年9月11至12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海大学及东北大学主办,上海市科协、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大学STS研究中心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

简介：2012年10月9日到10日,＂第二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本部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特色学科、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科学哲学与伦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简介：当我们穿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必餐风饮露、不必刀耕火种、不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离开手机、网络、微信我们却不能活。显然,我们变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那些正在使用技术的人——我们不单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们更是被各种技术附着了的＂技术人＂。那么,技术是如何改造人的,经过技术的洗礼人变成了什么样？围绕＂人去哪了？!——技术时代的主体与客体＂这一主题,2014年12月18日,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在春秋综合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2012年12月4日，“第四届《哲学分析》讲堂”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举行。本次讲堂特邀加拿大国家技术哲学讲席教授、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安德鲁·芬伯格（AndrewFeenberg）主讲，报告题目为《技术社会中的行动能力与公民权》。报告会由《哲学分析》常务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助理成素梅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点评。本综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讲人的报告内容．第二部分是讨论与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