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
简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而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则是重要的破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节点:1978年,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990年,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完整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今天在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过程中,深入研读和学习Xl~th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简介: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本质,是我国在迈向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动力和核心,可以为我国政制发展提供现代公民文化生态、引导政治行为与强化政治理性以及推动制度化的政治制度的创建。建国以后,我国政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这种依赖一方面使好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能为以后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模板和发展指向,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坏体制“顽强”地生存下去,要改掉它比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度还要艰难。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须实现政治发展的路径创造,在党政关系、改革理念和权力制约等方面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求有效路径。
简介:卢克斯征引加利的观点,将权力视为一种"本质上争议的概念"。豪格检视上述观点后,指出权力是一种"家族相似性概念",权力的不同使用方式构成了一个概念家族,不同解释方案之间并非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权力讨论应当是一种正和情境。豪格的批评忽略了对加利的直接考察,通过对卢克斯与加利之间学术关系的考证可发现:一方面,卢克斯的逻辑困境源自对加利的不纯粹继承;另一方面,加利与豪格的分析框架,除去对价值因素的不同认识,并无实质性差异。相比较而言,加利的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将权力视为"本质上争议的概念"依然是一种更有价值的选择,前提是我们必须重新回归加利的理论。
简介:尽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是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相关联的,但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传统的经验性和系谱性的方法,这体现在从林传甲到钱基博等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著述中,这种情形到了20年代后有了大的转变,西方学术思潮的引入改变了文学史的研究观念,即文学史研究由传统的经验性谱系性研究向本质主义研究的过渡。其中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开了这方面的先河,胡适在其颠覆性的白话文学史中勾勒了"白话一乐府一民间"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并建立起其本质主义加进化论的文学史研究观,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即本质论和反映论的研究时期,即便在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最严厉的时期,本质论和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仍然是各种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念,直到世纪末,文学史的研究观念才又有了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