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西部城市的现代性转换中,欲望的极度膨胀与消费主义盛行,使一切既有的理性秩序、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乃至无情的颠覆.如汪晖所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就20世纪九十年代西部城市的文化现实而言,一种摒弃理想主义,放逐精神价值的实用主义的世俗生活哲学,正在以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进行着物欲对心灵的全面荡涤和彻底控制.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城市知识者与其知识和精神一起陷入危机.即使是"被排斥和喜剧化",史生荣、郭文斌等西部作家还是要批判性地讲述西部城市知识者的精神迷遁.……
简介:实话说,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再三犹疑并且羞愧。因为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纯粹从“知识”角度而言),我和黄灯一样都清晰地感受到,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不再与真实生活和生命体验发生联系的空洞概念。不要说它已然不具备反叛压制、为民请命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就连其最底线的功能——反哺自己来处的知识谱系与精神体系——也成了难以企及的标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这里面固然有某些社会和历史原因,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充任了“污名化”的主体:从角色认同的自我疏离与断裂,到人文道义的隔膜与回避,到价值失范的默认与漠视……这一切都导致“知识分子”的内涵不断被抽空和异化。
简介:确实﹐当van Fraassen强调"经验恰当性是先决条件﹕我们并不说我们有一个说明﹐除非我们有一个可接受的用来说明的理论"(p.95)时,在我看来﹐这表明那些在van Fraassen的意义上是"语用"的理论优点实际上是认知上有意义的﹐能够贡献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经验恰当性﹐虽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没有规律性﹐van Fraassen怎么能够知道经验的恰当性能够被看作是理论接受的一个标准呢﹖进一步﹐如果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界限是要由科学本身来确定﹐为什么是否一个谓词是可投射的问题就不应该由科学方法论的实践来解决呢﹖在他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中﹐Nelson Goodman正确地建议说﹐只是按照公认的推理实践﹐归纳推理的原则才能得到辩护
简介:1978年,马坚去世了。这在中国学术界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在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界却是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阿语教育的第一个历史时代——马坚时代结束了;同时,对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学术界,这更是一件大事,汉语读者拥有一本《古兰经》全译注释本的梦想就此中断了。马坚的《古兰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