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区域化分，当从历史本相出发，以抗战区与沦陷区两分，尔后进一步细分为四大主要文学区域，即抗战区文学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中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文学。中国文学在区域分化的同时，表现出文学宣传化与文学艺术化这两大共同主导特征，并且在大后方文学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呈现出从抗战前期两者之间的激烈对抗，到抗战后期两者之间的趋于平衡这一文学转向，促成了平民史诗与市民传奇分别在抗战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中的出现，从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

简介：摘要群众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主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文化馆属于群众文化活动得中心，属于先进文化学习、实践、宣传的重要性力量，在促进基层群众文化发展服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期，还应充分发挥文化馆在青年中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文化馆的性质、责任等与群众实际需求紧密相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发展。

简介：摘要“十三五”规划纲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馆毫无疑问是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本文将文化馆如何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研究对象，从明晰文化馆的主力地位、深化改革、发挥综合效能、加强标准化建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努力打造公共文化品牌等方面进行探讨。

简介：回顾本世纪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九十年代文学在二十世纪文学的总体构架上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地位的重要性在于九十年代文学相比较于先前的文学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当中,九十年代前文学虽然也有阶段性变化,比如从“五四”文学,到二十、三十年代,再到三十、四十年代文学的变化都很大,解放以后文学又经历过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文革文学,一次是新时期文学。但是,这些变化都仍然是在原有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进行的。在政治文化语境之中,文学不管怎么变,它与政治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变,文学始终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变化的只是它的政治内涵,而不是政治本身。当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稳定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要旋律,主流型政治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位,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预期都已发生了变化。当整个社会都被融入商业文化语境之中,政治文化便由幕前退到幕后。文化语境的转型带来作家心态与文学作品的转型。九十年代文学转型其合法性质疑的结点,应该是文学真正回到文学自身。就文学本身而言,创新是为文学的历史服务,这是人类文化的积累;而“仿制”或“复制”则是为文学的“历时”服务,满足消费者对于精?

简介：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群众文化建设紧密相关，互相促进和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本文主要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群众文化建设的内涵及关系，并例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展现方式。

简介：《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它新颖的叙事形式,复杂的思想情感,激烈的心理冲突,使简单平实的爱情故事演绎出诗歌一般的复杂张力,也给文学批评者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

简介：本文认为九十年代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只不过是其作用机制变得更隐蔽、更间接、更有效,因此,九十年代并不是个体文化时代,而是过渡性的“准个体时代”。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也不具备个人化写作的本质特征,它在外部形态上已经初步具备了个人化写作的某些属性,但在精神层面上却表现出反个人化的潜在倾向,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准个人化写作”,其根本意义在于曲折地展示了在当今时代成长为个人的艰难。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九十年代小说发展与城市文化变迁的相关性,描述城市文化对九十年代小说家的生存方式、写作姿态、价值选择、审美旨趣的冲击和改塑,寻绎城市文化对九十年代小说的精神指向、题材选择、叙述形态、接受图式、叙事模式、文体风格的渗透性影响,剖析九十年代小说对城市文化的回应与规避,在文化视阈内立体考察置身于各种冲击的漩流之中的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向、潜在危机与新的生长点。

简介：“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核心使命,而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危机本质上也正是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体现在当下文学中,便是现代性叙事的崩溃。现代性叙事形成于五四时期,文化启蒙与批判是它的内在精神,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则是承担主体(因而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正可视为是现代性文化的载体)。但是,这一叙事及其意义体系被后来的革命——政治文化所转换,直至“文革”后才逐渐恢复。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一帆风顺。首先,现代性意义叙事在复苏发展过程中,过于迷恋自己的社会即时性意义效果(现实主义小说)和形式意义(先锋小说),而逐渐偏离了现代性建构这一世纪目标;其次,商品经济的兴起引起社会文化的转型,导致现代性价值的“落空”和现代性意义叙事的失效;第三,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对现代性意义及其叙事是一个致命打击,它俨然从学理上解构了现代性存在的合法性,宣告启蒙与批判的不可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朔的流行和“新写实”的兴起,便是现代性叙事危机的体现,知识分子文化变得黯然无光。然而,只要稍作认真思考,便不难发现,所谓“现代性伟大叙事的终结”,只不过是中国式后现代理论所设的一个逻辑陷阱。实事求是的考察将向我们揭示出,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史?

简介：90年代即将结束,我们不禁要追问:90年代的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与80年代的文学经验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些经验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提示了怎么样的可能性?为此。我们约请了三位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提供他们的相关研究;林白、卫慧也有相关的体会(见“作家自观”一栏),我们一并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