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Lexmark案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判决厘清了美国持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理论争议,将美国专利法下的“首次销售规则”理论完全带入了绝对穷竭理论的时代。本文首先对美国专利法下“首次销售规则”的历史源头进行了分析,厘清了美国这一理论争议的起源。这一理论争议的源头在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三个早期判例中,最高法院既考虑交易双方的意图,又考虑社会效用的论证逻辑。这一争议反映在法院随后的判决上,就是既认为商品经授权销售后,在其上就不存在专利权了;又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或转售这些商品会构成专利侵权。笔者将这些判例背后的原理归纳为“相对穷竭理论”。最新的Lexmark案对上述理论争议给出了最终的解答,最高法院高举普通法上“否定对财产转让的限制”这一原《,对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进行了再平衡,使首次销售规则成为了专利权向财产权低头之地。
简介: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中菲南海争议、“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两国政治互信不足和菲方出现战略误判致使菲律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知不足,猜疑有余,中菲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合作明显滞后。近期,菲律宾新政府关于在南海争议上可以同中国协商谈判的表态为中菲关系的改善及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契机。中菲建交以来达成的诸多共识、中菲贸易的逆势提升,以及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优势互补、中菲人文交流的逐渐恢复和地方友城交往,为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政治、经济和人文基础。但同时,中菲合作也面临政治互信不足、美日掣肘、菲律宾国内政治文化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利影响。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建设、海洋事务、风险评估等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发展战略需求,符合中菲关系的长远发展。
简介:作为'有闲阶级'特权的'休假自由'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通过休假法律制度逐渐成为劳动者能够享受的平等权利。作为特殊休假,带薪年休假的规制需要在劳动者的休假自由与雇主的雇佣权力之间寻找平衡。目前,世界范围内年假法律规制以权利属性划分形成三种主要模式:日本的'自由年假'模式、欧陆国家的年假劳资集体共决模式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年假债权保护模式。三种模式中劳动者的休假自由依次递减。然而我国却'独树一帜'地建立雇主决定休假模式,这是'休假难'的制度症结。化解年假困局须重构我国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基础,明确劳动者对年假的请求权并优化年假请求权的行使和救济制度。
简介:关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我国立法设置了数量计算方法(实际损失、侵权所得、许可费倍数)和自由裁量方法(法定赔偿)。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定赔偿方式适用过多与损害赔偿数额认定较低的问题。寻求司法定价规则的重构与功能调整,首先要重塑司法保护的价值观念,认识知识产权价值载体、价值形态、价值实现和价值变量的无形资产特性,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即“成本+收益”作为裁判基础;同时在制度创新和司法改革方面,建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的规范体系,包括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认定方式、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全面赔偿、以权利类分为基础的损害计量、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的赔偿机制。
简介:传统理论往往侧重关注慈善捐赠行为本身的利他性,而忽略了慈善捐赠中客观存在的非利他性,这种忽略不利于促进与规范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不但有其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相应的合理性。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不仅不会影响慈善财产发挥其慈善功能,而且能够更好地激励慈善捐赠,有利于实现行为人个人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并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但是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只能在一定的边界内存在,除了满足合法性的要求外,还应该受到附属性和非排他性等条件的限制。今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已经对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追求予以一定的认可与限制,但还应进一步完善,并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给予支持。
简介:微博协商民主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微博协商民主需要网民的自由、平等、民主、理性、道德、多元的底线要求,没有底线要求,协商民主就没有可能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微博协商民主的底线要求成为高线要求和长远目标,决定了协商民主的复杂性和长远性。微博体现的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决定了微博协商民主的现实可能性和紧迫性。微博协商民主既是宏大政治的微观化、具体化,也是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在微博上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和拓展。要积极探索微博协商民主的转化机制,搭建协商民主的新平台,提升协商民主的结构层次,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进而提升政治文明的水平和能力。
简介:阿马蒂亚·森以社会选择理论为起点开辟了研究正义问题的信息视角。通过放宽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限制条件,森扩大了社会选择的信息基础,形成局部共识以达成理性的社会选择。面对多元的正义信息,森提出综合利用信息的过程价值与效用价值,通过对各种目标和达成目标的约束条件进行综合性比较之后的"全面结果",凝聚个人偏好的共识,以促成有关正义的社会共识。但是,利用信息不只是技术问题,而且依赖于人的信息理解能力,因此,技术与能力的差异要求提升人的"可行能力",也就是森所看重的"实质自由"。森澄清了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条件或公共治理的重心,即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促进效用信息的利用,保障非效用信息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