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为使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加深了解、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华润艺林公司筹建了一个香港最大型的《中国文物展览馆》,定期展出我国各省出土的文物珍品。首次在此举办的展览是湖北省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和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以及吴王夫差矛(复制件),共计展品184件。擂鼓墩出土文物包括了不少稀世奇珍,如最大的古代冰箱——冰鉴,酒器之王——大铜缶,金器之王——先秦最重大的金盏,数量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的擂鼓墩二号墓编钟。越王勾践剑早已弛名中外,更为此次展览锦上添花。这个展览于1984年12月1日开幕,开幕式由吕济民局长主持,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简介:东周时期盛行佩剑之风,在剑上集中了多项杰出的装饰技术,其中位于青铜剑首端部的同心圆装饰以其精湛的制作技术引起了科技史界的关注.剑首同心圆由多圈高同心度、高凸起、薄壁状凸棱组成.对东周时期的多件剑首同心圆的考察表明剑首同心圆应用了类似轮制法成形工艺,预先单独铸造成形,后与剑茎铸接成一体.通过对车削法、石范铸造、失蜡铸造、陶范铸造等剑首同心圆可能的成形方法的分析,推测古人很可能不预制陶模,而是用轮制法直接车制出具有同心圆的剑首陶范,以陶范铸造法铸造剑首同心圆,此法是东周时期最可行的成形方法,其基础是新石器时代已采用的轮制法制陶技术及商周时期成熟的陶范处理技术.通过模板轮制法的模拟试验,成功地复制了青铜剑首同心圆.其过程为配制极细的泥料、制作带齿的模板、采用轮制法制作同心圆陶范并在相应的凸棱上刻下绳纹、焙烧陶范与浇注青铜液.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