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见危不救”能否入刑问题的探讨,应打破学科部门的藩篱,由各学科知识共同组成的逻辑链条向下推演,模拟式地重走一条完整的有德入法的路径。为了直接指明道德入法(当然本文专指“见危不救”这一道德事项)的合正义性与可行性,与其在阐释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纷繁复杂的理论与学说中无尽旋转,不如直接利用一根刻度清晰的“标尺”,经过测量,直观地看到这个道德事项与刑法的距离是否足以跨越。在测量出了一般法理意义上动机与刑法的距离后,可以看到“见危不救罪”入刑在刑法理论、犯罪学、法哲学与立法司法技术层面上引起的尴尬。在刑法领域,这样的尴尬分别体现在救助义务来源、犯罪法益这两个方面;在犯罪学领域,这种尴尬源自于“见危不救”本质上是贝卡利亚所说的“难以证明的犯罪”;在立法学领域,入刑在立法司法实务中存在着犯罪构成要素解释不明、犯罪主观心态难以证明与刑侦、诉讼难以为继的问题;在法哲学方面,入刑的非正义性集中反映在功利主义刑法对于消极自由的侵犯与“危害原则”的违反,从根本上否定了入刑的正义性。

简介：在超大城市基层法院管辖范围,醉驾刑事案件数量一度仅次于盗窃案件,入罪主要标准是驾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醉驾因交通事故和纠纷而被消极发现的高概率表明仍有大量的犯罪暗数;醉驾入刑虽能约束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犯罪人却大多没有犯罪感;与公众报应犯罪诉求不同,缓刑且被重处罚金符合犯罪人的预期;醉驾人多属家庭及社会经济的支柱,作为轻罪和法定犯,如何避免因监禁受到犯罪感染,对于一定时期无交通违章和违法行为的,如何消灭前科记录,都是刑事法机制后续应予解答的问题。

简介：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仲)的受案量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海事仲裁案件的特点出发，论证了我国海仲走机构化道路对其仲裁规则应对实践需求的负面影响，强调在突出我国海事仲裁规则特色的同时应与国际接轨，提出在现有体制下，可以尝试走仲裁规则种类多样化的道路。

简介：《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规定，营利法人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款是《公司法》第20条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沿用”和“承袭”，亦是《民法总则》“法人章”运用“复制”《公司法》立法技术的微观著例。从历史起源、域外立法、制度适用、司法运用等诸视角分析，公司法人格否认在《公司法》中就属于一项“极为特殊”的判例法制度，仅仅是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的补充和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与《民法总则》所承载的私法“体系化”和“科学化”功能相悖。《民法总则》“法人章”在条文构造上运用“复制”《公司法》规范的做法，可能成为《公司法》制度创新的障碍，亦会造成规范适用上的冲突。

简介：因户口未落实而无法补办身份证的当事人,以本人照片、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暂住地地址,出资购买了假身份证,并用假身份证坐飞机、应聘工作、申领银行卡等。对该当事人适用刑事处罚是不合适的,基于刑法效益性、谦抑性、人道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及期待可能性考虑,对其适用行政处罚显然更科学和准确。

简介：尽管《物权法》在相邻关系一章以第90条的形式对不可量物侵入作出了规定，故其以不完全法条的身份宣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救济制度的缺位。同时，无论是《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抑或是《环境保护法》，均只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的判断标准：即以造成了“重大损害”作为判断侵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该“重大损害”或以实际发生人身财产实质损害为判断标准，或以违反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或排污标准为判断标准。这样，在不可量物侵入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以及排污标准之时，只要未产生显性损害（病理性损害为显性损害），受害人即便遭受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亦无法寻求相应的救济。甚至，受害人会因遭受的噪音侵害处于法定标准之上或下而获得天壤之别的司法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因此，本文针对不可量物侵入在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异，创造性的引入了“较大损害”这一与传统实践中“重大损害”标准相对应的标准，构建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补偿请求权。

简介：公平正义被定位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体现的终极目标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平正义是检察事业永恒的主题，检察官在践行公平正义理念的过程中，应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