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科中心行肝移植患者共346例临床数据,筛选后分为供者年龄60~70岁的高龄组30例及供者年龄<60岁的非高龄供体组60例。受者观察指标为: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预后指标为:术后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及住院病死率。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精确检验分析。结果高龄组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量分别为(444.33±72.44) min、56.0(30~170) min、1 922.1(400~9 000) mL,非高龄组分别为(460.88±91.32) min、58.45(35~140) min、1 885.8(400~12 000) mL,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指标中,高龄组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及住院病死率分别为4.9(2~21) d、20.4(3~40) d、10%,非高龄组分别为5.3(1~32) d、22.1(3~61) d、10%,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发生PNF,但高龄组术后DGF发病率为13.33%(4/30),非高龄组为1.67%(1/60),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严格的供体术前评估及准确的受体选择下,60~70岁高龄供体用于肝移植,可取得与非高龄供体相似的近期疗效,但远期效果尚需进一步观察。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协调员)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器官获取组织(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量表。结果最终回收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共计167名协调员的有效调查问卷。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94,P<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470和12.376,P均<0.05)。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结论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感知型性格对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简介:编者提按:人体器官的捐献与移植不仅是实证法上,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自然法上以及伦理、道德和文化上的问题.然而,尽管许多问题远未解决,但人体器官的捐献与移植早已经是操作中的事情了.因为,生命的渴望、需求和救助乃是可以超越实证法并且居于自然法首要的根本原则,也是天下众生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普遍法则.当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有生命的人对无生命的人那种不言自明的绝对支配力量.在我国,由于目前仍然缺少有关的国家立法,加上传统文化对于人体器官移植的内心排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更是一个困扰非常,行之艰难的问题.事实上,如何规范人体器官的捐献与移植,究竟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具体如何来操作,这不仅是法律技术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能够直接反映特定民族国家文化传统、文明发展水平以及法治程度的观念和制度问题.此处文章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放眼于世界各国,对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了概括与阐释,较为清楚和全面地反映了此中所涉的文化、伦理和制度定位.窃以为于当今我国有关立法之制定及已然操作之的实践个案均有启发借鉴之意义.因以荐之.
简介:摘要目的初步研究脑死亡供者供肾逆行机械灌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接受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受者24例,所有的移植物都保存在脉冲灌注保存转运器(LifePort)中。按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其中12例采用逆行灌注的受者作为逆行灌注组,对应顺行灌注供肾移植受者作为顺行灌注组。比较两组受者术后肾功能、移植肾功能延迟事件发生率。结果对所有受者进行为期1个月的随访。逆行灌注组供肾灌注阻力指数在灌注过程中保持稳定。两组均无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发生;两组移植肾功能延迟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逆行灌注组3例,顺行灌注组2例,P=0.62);两组在术后30 d内的24 h尿量、血肌酐、估计肾小球滤过率、胱抑素C和血尿素氮均相似。逆行灌注组中阻力指数小于0.4的亚组肾功能在数值上优于阻力指数大于0.4的供肾,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逆行灌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供肾机械灌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