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剧本创作从2009年2月开始,到2013年春节后送审,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四年间,我们编剧团队不能说每天都在写这个剧本,但确实是每天都在思考这个剧本,一天也不敢懈怠。就我个人而言,年近花甲,还能四年如一日地专心于一件事情,实乃平生头一回。何以如此?盖因此事诱惑力太大、挑战性太强、难度指数太高。这样一个特别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政治把握上要求高、难度大,艺术创作上难题与挑战也是空前的。千难万难,莫过于写人难。这个剧在人物创作上有三大难题:第一,角色中,真实的领袖人物众多,功能差别不大,怎样避免人物的雷同和脸谱化;第二,在这个剧中,我们破天荒地设计了一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并行的虚构人物线。既要写好众多的虚构人物,又要避免两张皮,这是一个新课题;第三,如何让一个不爱说话的主人翁形象活起来?为克服这些难题,我们编剧团队绞尽脑汁,费尽移山心计,做了种种大胆尝试。这些尝试的效果如何,当由观众评说。如今事过境迁,这些尝试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两个字:过瘾!可以说,这是我写字生涯中我最为过瘾的一次创作。
简介:作为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的“我”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它只能和意识到它的作为内感官的经验性意识一同“出现”,这是康德对“我”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里没有出自感性的病理学的我的地位,尽管也考虑到了肉体性的“我”的有限性,但理性自己就已独立地规定了意志。理论化的“我”也探入到情感领域,情感得依赖一种朝向知识的可传达性。所以康德理论化的“我”伴随着其写作,其风格是先验哲学无风格的风格。但理论化的“我”在康德那里是无疑具有情感侧面的,如对道德律的敬重始终是这一理性原理的最为紧密的伴随物。另外,康德字面上并不出现的理性的“我”即使是理论化地隐匿地加以表达,还是必然具有其参与世俗生活的社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