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认识方面也逐渐趋于一致,达成一些共识。逮至2002年土族学者吕建福教授的《土族史》问世,在土族族源的认定方面便似尘埃落定。这主要是缘于《土族史》重视和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凭借坚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追溯考证,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得《土族史》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土族源于吐谷浑的结论,不仅为青海土族研究会所采纳,也为广大土族群众所接受。实践证明,土族族源的认定,对挖掘土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族学者祁进玉先生近期出版《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重新拾起土族族源认定的话题。作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和探讨,只要探讨的价值取向正确、探讨的方法得当,自然是应该鼓励的,也会有一定的收获。祁进玉先生的专著出版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反响,本刊特刊载桑吉仁谦、程起骏、任玉贵等的文章,自然是学术上的一种回应。本刊无意由此再引起一轮土族族源的争论,只是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学术氛围,以期呵护学术领域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简介:地名是人们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与空间建立特定联系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具有不同的地名观,形成'土名'和'正名'并立、'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共存的现象。对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蕴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逻辑。福州历史上的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地名生产与变动机制:城门名由官方主导,传递着正统的价值观,起着维护政治权威和强化官方统治的作用;街巷名则是官方与民间长期博弈的领域,呈现出'正名'与'俗名'二元并存和互相竞争的态势;弄堂名是'土名'的世界,官方无意也无力对'土名'的生产和使用加以干涉。福州地名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逻辑的理解。
简介:接力棒云南昆明,翠湖北岸,有一所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用爱与责任滋养嫩芽的学堂——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称附小)。它创办于1940年,前身为西南联大附校。2005年,学校发展的'接力棒'传到了已在这里工作了23年的周群手上。周群坦言,尽管自己也在附小担任了近20年的副校长,但是一字之差背后所肩负的使命,所承担的责任却近乎天壤之别。当时附小已经发展得非常好,甚至有人认为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