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对吴氏《庚寅除夕祭画记》及嗣孙吴湖帆《书画记》中有关吴大澂绘画作品的分类梳理,结合其专门使用嵌入恽南田、王石谷、戴鹿床名号之印章,勾勒他本人在绘画上取法清初四王、恽、吴,并上溯元四家以至唐宋间的董、巨诸大家,而尤对道咸间前辈戴熙作品喜爱有加的轨迹;进一步讨论他对黄易绘画的偏好,是否源于他对黄氏金石学成就的崇拜而暗含爱屋及乌之意,并就白谦慎先生《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所提出相关的观点,重新加以探讨。同时,在逐一考察吴大澂所经眼的各种黄易《访碑图》及其数种临摹本的基础上,从文献资料出发,挖掘同治末年吴氏已为沈树镛独自创作《嵩山访碑图》,补充前人所论不足之处;揭示在他寓目黄易原作之前,早有自作访碑图的实际情况,进而讨论黄氏《访碑图》对吴氏的绘画临摹与创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简介: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简介:社会环境的改变促使博物馆从封闭性的“独白式”空间趋向开放的“对话”空间。跨学科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博物馆从业者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地实现这种转型。文章引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为案例,剖析博物馆如何透过展览应对不断改变的社会需求,如何由“独白”式的演讲台向允许多方发声的公共论坛转变,并刺激观众思考当下社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