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唐代书僧,陶九成《书史会要》所收二十八人,这种勃兴局面,也是时代使然。不仅书法如此,即绘画也在中唐大放异彩,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云:“佛画自后汉输入中土,经魏、晋、南北朝,迄于初唐,其作风大抵被外来风格所支配。……至盛唐,始以中土风趣,于佛画陶熔而调和之,特出新意,穷极变态。”又云:“吾国佛画,自初唐以来,禅宗顿盛,主直指顿悟,见性成佛;一时文人逸士,影响于禅家简静清妙,超远洒落之情趣,于寄兴为情之画风,恰相适合。”恰相适合。”书法虽不能与绘画并论,即在形式上不能像绘画那样去摹绘佛身,它只是以汉字为题材,离此,则无所谓书法了;但在艺术思想上,并无二致。如同熊秉明所云,禅僧的狂草,“那是棒喝顿悟式的活动,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当下表现;这一种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禅境。”(见《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就唐代而言,体现这种禅境的,主要是狂草。至后代,如清的朱耷,现代的李叔同,则是以空清、萧朗的行书去透露那超尘的禅境了。将禅意引入艺术,是盛唐后中国艺术思想史的一个大潮流,诗、文、书、画,概莫能外。清人王瀛说“诗不入禅,意必肤浅”(见《清书家诗史》)。龚相《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而姚孟起直...
简介:精神的自我创造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艺术家借助以往的历史文化来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培育自我艺术品格,最终通过自己的作品回报历史,并以这种方式融入历史文化的长河。艺术史就是这样形成了文化共性的河流,不断吸收个性的支流,不断向前延伸,中华民族艺术史正是这样演绎了数千年。本期刊发张卉《龚贤艺术教育思想的人文价值》,龚贤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博学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他晚年课徒授画的艺术教育之路,贯穿在他的创作和著述中,为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提供了可能的进路。韩雪松《〈画品〉中的"比方陆氏,最为高逸"发微》,文章结合魏晋之际艺术精神极其自由的时代背景,通过具体的画论考辨,揭示了才性论盛行对绘画与画论的影响。
简介:王铎的书法在晚明时代无疑是崭新而激进的,但崇古始终是王铎书法思想中的核心观念。除非作较深层次的分析,我们是不易洞察这二者之间相统一的内在关系的。这也使得王铎的书法风格、思想观念如果只从其中一方面看,很容易引起不贴切的评价甚或误解。好在书作本身还是较为直观的,随着书学界对王铎书法关注的日渐密切,除了狂放之外,人们渐渐对他“如灯取影”般的学古功底有了相当的认识。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并旨在将这一认识拓展、深化,以期揭示王铎的书法思想的关键。崇古观念既是本文所认定的王铎书法思想的主流,对此观念一作剖析便成为本文的重点。这种剖析,既有对有关言论的直接研究,又有对应证这一观念的书法实践中典型事迹、作品的引述,从而试图使这一剖析既是理性的。又能较为直观。王铎的崇古观念有直抒胸臆式表达,即文中的崇古部分,也表现为方式方法,即承古,又寓于由此方法得出的认识成果,即文中的审美主张。客观地说,王铎书法思想还不系统,崇古观念更是散见其中,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认定了它相当的理论色彩。通过对它的研究,至少有助于我们对王铎书法和书法思想的进一步认识,同时建立起二者之间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王铎的理论提请我们有必要对书法理论史上与中庸平和观念并驾齐驱的另一思想伏流作足够的重视,这便是崇尚艰难、奇怪、骇人耳目的美。尽管王铎的某些论点令人惊讶甚至费解,但其观念上的崇古,实践上终身不懈的学古则是勿庸置疑的,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通过王铎个案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这一永恒的艺术法则,这正是本文的结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