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穆旦的写作生涯中,早期写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所谓“早期写作”主要指从最初写作到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旦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之前的写作。这一期的写作并不多,仅10多篇,包括诗歌、散文、论述文和“评鉴”文章等多种样式。总体上说来,这些作品并没有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初创期写作,语言词汇多质朴,艺术水准也较稚嫩,不如后来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学资源之后那么“现代”,那么富有艺术冲击力,也没有如后来那样诞生若干广为流传的作品。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正是在这一阶段,穆旦初步确立了写作的基本路向,即在表现对象上,以小人物为主,借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即是“小人物之歌”;在表现视角上,带有较为明显的主观评判或审视的意味——因为诗人本人即是一个“小人物”,这种审视同时也是自审。
简介:当代红学研究者引《慈竹居零墨》等清人文献一般都是为了追溯“红学”一词的起源,很少追问为什么其中涉及的朱昌鼎会从“经学”转向“红学”。本文结合新发现的清人陈忠倚所辑《皇朝经世文三编》中收录的朱昌鼎“经学”范文《格致公例》,尤其是光绪二十三年《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朱昌鼎《(中东战纪本末)序》,对此问题进行辨析,进而阐释“红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
简介:我们对郭沫若自叙传小说的研究,一般都从小说的社会学内涵或叙事形式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实际上这些“幻灭浪漫主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品质并不只是一个诗学问题,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作者的“心灵”找寻相应的“形式”进而实现“真实的生命”的问题。郭沫若自叙传小说作为生命救赎的重要形式,承负起伦理关怀的神圣使命,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导致小说象征性的消失,形式化解为一连串模糊的、无结构的情绪以及对情绪的反思,心理分析取代了可以感知的、意味深长的故事。解读这些与郭沫若心灵如此一致的小说,使我们更具体地、更深入地了解郭沫若的人格特征,进而重审郭沫若早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