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7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经济下滑、失业、财政恶化和债务危机，但这些只是经济社会表现出的问题。难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相应防范危机的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这个问题并不易回答，实践中存在多种因素。如果有，可能是法律法规未能发挥防范危机和保障安全作用，可能是执法部门执行不力，

简介：风险负担乃对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事由所引起的损失进行责任分配的制度，以不适用违约责任为前提。传统民法理论对风险负担规则所理解的“交付主义”模式与“所有权主义”模式均存在一定缺陷，我国《合同法》第142条所确立的风险负担规则应解释为“准所有权主义”模式，即“交付”指“转移所有权或以转移所有权为最终目的转移占有”，且在“交付”本身并不导致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下，买受人承担风险的前提在于其所有权转移的债权请求权在法律上尚可实现。

简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简介：P2P网贷具有操作简便、难度小、成本低的优势,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P2P平台和涉及的借贷金额近年来都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伴随着P2P行业创业者的增加,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大面积发生。P2P网贷平台是民间借贷与网络结合的产物,P2P线上网络借贷包含了民间借贷本身信用借贷的特征,也包含了网络环境所特有的特征。其刑事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池＂引发的非法集资风险、信用缺失引发的其他类型的诈骗风险、大量资金流动引发的洗钱犯罪风险等。对P2P刑事犯罪的治理和风险的控制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依法治理的正确路径,即刑法在金融领域的适用,必须在金融自由和金融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并加强事前监管与金融体系的创新。

简介：网上银行是金融业务与计算机发展的最新产物。中国聚多银行已在网上开展银行业务，由于黑客入侵等安全问题，网上银行风险巨大，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相当之多。但是中国法律法规及金融规章并未封这一新业务进行系统规制，秉多客户封此颇有微词，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无法可依，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由此产生。本文从网上银行的安全及防范问题入手，论述了网上银行安全风险责任的相关法律问题，封中国网上银行立法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简介：如何有效化解开发开放中的各类风险,是天津滨海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首先对当前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中风险化解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进而分别从保险组织、保险业务、资金运用、保险监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与创新保险制度的建议。

简介：

简介：审前羁押替代措施在我国面临着适用不足而审前羁押率过高的窘境,国内对此的研究多停留在法律条文层面,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文章在技术层面上提出了以认识并控制其中的诉讼风险来提高审前羁押替代措施适用比例的观点,再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研究脉络和实践经验,主张至少应当从调查、评估与控制三个维度对审前羁押替代措施的诉讼风险展开研究,同时应注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诉讼风险评估的客观性以及诉讼风险控制的全面性,建立以量化的诉讼风险指标为基础的决策参考体系。

简介：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益理论确实可以成为实质刑法观的理论基础，但是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性比较复杂，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提示的那样一一对应。就持有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立场的学者而言，他们其实并非可以简单地归入实质刑法观立场；而主张改革完善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部分学者，反而坚持实质刑法观立场。在中国语境下，实质刑法观面临的风险与批评，主要根源就在于作为实质刑法观理论基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太过强大的解释功能，且实质解释论的功能表现包括了保障人权的正面功能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负面功能的两面，呈现出矛盾属性。为了防范风险，不但需要发展实质刑法观，而且需要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单面的实质刑法观或者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主张通过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质犯罪论的限制与实质司法解释权的限制，以有效防范开放的实质刑法观可能存在的侵蚀人权保障机能的风险，因而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最理想的选择。

简介：<正>风险成因据统计资料表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每年至少发生几起乃至十几起非法拘留、逮捕律师,把律师推上被告席以及驱逐律师出庭的事件,律师因执行职务受到人身摧残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尤其是近年来,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的事件愈演愈烈,对此,律师界人士奔走疾呼:“谁来保护中国律师?”纵观此类案件,其发生已经具有

简介：现代社会中公众参与风险规制面临现实障碍，即外行公众因为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无法实质性地参与风险交流。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这一中国本土案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提供了一种币同干当前主流方案的新可能性。本文通过总结该事件的争试焦点、分析既定规范给定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揭示了该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经验在于居民跨越了专业门槛，与政府进行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交流相关理论论证有效风险交流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使外行公众理解专业知识，而在于建亚和维持对专家的系统信任，进而提出此个案成功经验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大众参与机套和专家的可信度。

简介：政府对信息的保密在最近20年成为了公众经常关注的一个议题。1969年对柬埔寨的轰炸是对公众保密的，1985年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水门事件的丑闻暴露了一系列政治领域未为人知的滥用职权行为，其中既有国内事务方面的也有国际事务方面的。信息自由法的制定是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该法的制定难以保证一切重要的政府活动和决策的公开。据称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常常被拒绝。

简介：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睁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互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简介：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立法建立起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简介：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简介：现行《立法法》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扩大到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扩大到了设区的市政府.这对于各地方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平衡固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观察和解释,发现宪法构建的地方立法体制是另一番格局.地方立法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决议,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限定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决议的制定主体则包括各级地方人大,没有授予地方政府以行政规章制定权,并原则规定了地方立法的监督体制.故立法者有必要在尊重宪法文本的基础上,重构地方立法体制.

简介：行政计划是行政的一个新兴的重要领域，行政计划行为是行政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为防止计划行政权被滥用，必须将这种权力纳入到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中。对行政计划实行法律控制，正成为一个明显而紧迫的问题。

简介：如何控制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控制死刑主要包括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两种路径。尽管通过宪法或者刑法可以对死刑控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通过实体控制死刑，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而实体控制又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应是明智之举。

简介：所谓荫亲,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对自己的亲属、亲戚、亲友和其它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荫庇、荫护、照顾和其它法外施恩、施利的行为。荫亲行为常与行贿、受贿和贿赂介绍行为亢瀣一气,结党营私,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孳生地,而且因人易法,严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所以为古今各国法律所禁止。各国对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荫亲控制,主要是以各种回避制度来实现的。而且回避制度一直是古今中外各国长期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各国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措施。值此我们党和国家决心惩治腐败、反腐倡廉之际,研究古今中外的荫亲控制制度及其运作过程,对于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廉政法制体系是大有裨益的。我国自东汉以来历

简介：临床医疗费用控制属系统工程,其控制对象、环节、因素是多元的,但对医疗服务供方医疗行为的控制仍是控制之中心。需方的习惯心理与道德风险、医疗费用结构与医疗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均是影响供方医疗行为的外部因素,需予以制度性克服。应从建构医生处方权独立行使保障机制、建构供方医疗行为程序控制机制、建构破解"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机制来对供方医疗行为进行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