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有法律对非官方的第三方评估平台没有严格的规范,无论是在评测标准还是评估结果方面,第三方评估平台都有很大的“操作性”,其背后是可以迅速变现的商业利益——近年来,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评估网站或App,不少人根据这些平台给出的信息去选择产品、岗位等,平台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有网友反映,第三方评估平台选出的“好物”并不好用,对岗位的评价也有杜撰的成分。被评价的企业也表示,第三方平台暗含“不给钱就差评”的潜规则,企业深受其害。

简介：合同的相对性是古典契约法上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相对性原则在近代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其中首推第三人利益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也有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但是它仍然坚持合同相对性，不是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由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在实践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简介：陕西省旬阳县白柳镇地处旬阳县城以北9公里处,全镇辖14个村(社区),总人口1.5万人,属旬阳县"三镇一体化"大县城发展的重要承载区,也是旬阳县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域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商贸活跃,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干群同心攻坚克难,连续三年取得县委县政府考核"双优"成绩,2017年人均纯收入达1.2万元。

简介：福建省法学会平潭会员联络组于8月26日下午召开了省法学会平潭会员第五次学术研讨会,主要议题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的新情况和修订的《刑法》即将施行的有关法律问题;青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问题。平潭县政法委副书记李清泉到会并表示今后应更加支持法学会会员的活动,同时希望会员们通过学术活动,对依法治县起积极促进作用。本次研讨会结合司法实践,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问题。律师界会员提出:1.由于公、检、法各家从上至下各自作出解释与规

简介：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天津法学》，由天津市委政法委主管，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主要主办单位，增加天津市法学会为主办单位。这是天津市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法学学术理论刊物。

简介：1月10日,霞浦县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卓小专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县各部门的法学会会员代表共61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县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卓小专当选县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简介：2014年7月2日上午，广东警官学院在滨江校区召开2014年第一次科研工作例会，各系部领导和科研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科研处张成副处长主持会议，夏蔚副院长在会议上作了讲话。会上，各系部简要汇报了本部门上半年科研工作情况。张成副处长从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等八个方面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学院科研工作情况，并对今年学院非编制研究机构的申报情况作了解析，布置了校级重点学科建设的申报工作。刘奕舜副处长就今年院级项目的申报进行了阐释和动员。

简介：<正>1990年11月3日上午,《中华法学大辞典》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庆主持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邹瑜、王仲方等出席了会议。著名法学家、《中华法学大辞典》编委会主任委员张友渔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3日下年和4日全天,编委会全体委员和中国检察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在北

简介：4月28日，厦门市法学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清林，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厦门市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厦门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陈炳发当选为新一届厦门市法学会会长。

简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共妇女运动研究,把妇女解放视为与阶级、社会解放具有同构性的历史命题;借鉴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质疑了中共民主革命的男权中心倾向,试图说明性别问题被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遮蔽了。二者看似对立,却分享了同一个立场,即妇女是＂被解放＂的客体,研究者是妇女的代言人。＂让女人自己说话＂采用了口述史学与妇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凸显出性别与阶级、民族等身份标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无论何种研究视角及方法,都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有助于分析和认识中国历史的真貌。

简介：规范严谨的从宽处理体系是维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合法性的基础条件之一。解读域外代表性国家的认罪案件从宽处罚规范,可分为美国的＂无限制模式＂和英国、德国的＂比例模式＂,不同模式的界分与该国认罪案件快速处理程序的多样性特点紧密相连。在对比和借鉴的基础上,我国未来改革宜建立从宽处理的混合体系模式,以配合多元化繁简分流机制的适用,满足刑事司法领域优化职权配置、减轻办案负担的迫切需要。改革方案应当适当丰富从宽处罚的内涵与类型,在科学地设计从宽比例及其限度的同时,规范检察权与审判权在刑罚从宽自由裁量方面的互动影响,突显司法审查与监督的关键作用,平衡控辩双方和被害人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参与关系,既需调动认罪积极性又应保障刑罚威慑力。

简介：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中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本文全面分析了刑讯逼供的思想、价值、制度及实践根源,深入探讨了刑讯逼供对刑事诉讼安全、自由和效率(效益)三项价值及现行司法制度威信的损害,最后系统提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和实践对策。这对于我国从立法和实践层面上全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简介：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与一个人的出现有关，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他先后出版三部巨作，即1803年出版的（《占有权》，1815--1831年推出的6卷本（（中世纪罗马法史》和1840--1849年出版的8卷本（《当代罗马法体系》。《占有权》被誉为“德意志学说汇纂学中的经典教义学专题论著之典范”，《中世纪罗马法史》真正第一次开创了“法律史的现代学科”，《当代罗马法体系》乃一部划时代的民法著作。正是因为这些著作的出版，萨维尼跻身于德国“经典作家”之列，被蒂堡称为“我们的第一流民法学家”。

简介：“《证券法》的修订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议事日程,而且按照计划是排在今年12月份的人大常委会上(审议).”对众多投资者期盼已久的这部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本次《证券法》修订起草组组长吴晓灵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受访的监管者、学者均认为,现行《证券法》对相关市场主体的规范明显滞后于实际形势的发展.以美国的证券法为例,从1933年出台到现在,大概修改了40多次,平均下来每两年就得修改一次.而中国从1998年《证券法》出台至今,只在2005年进行过一次修改.

简介：目前影子银行的国际和国内监管框架主要针对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两大问题。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其本意在于防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演。但是，影子银行监管框架忽视了当时美国金融业中普遍存在的第三类风险：当（广义的）银行预期能够将贷款债权通过证券化和影子银行方式转让时，银行从业者普遍放松了对贷款人资质的审核，进而导致贷款质量下降，引发了其后的普遍违约。按照经济学标准定义，这类风险是典型的可以引起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考察危机前的历史可见，构成道德风险的三个要素包括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对房地产价格走势的盲目乐观情绪，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道德风险是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也是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简介：《纽约公约》第5条第2项（乙）款规定了公共政策抗辩理由，但没有对其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规定。这种情形可能导致缔约国法院滥用该抗辫理由。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是国际性公共政策，属于国内法而非国际法范畴，属于残留条款而非主要条款。适用公共政策除了通常应考虑的因素外，还应考虑法院地国与潜在交易的关系。公共政策与拒绝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事项、法定诉讼程序条款和显然漠视法律等情形存在区别。

简介：<正>几年前我在国外讲学时,一些外国同行学者专家问我:你们的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同时又规定由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如果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发生错误,制定出违反宪法的法律,如何纠正?言外之意是我国国家权力的运用,不如西方国家采取三权分立制那样优越。1986年许崇德教授和我合写的《分权学说》小册子问世以后,国内也有同行专家学者评论这本小书,说它联系中国实际认定中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的观点太保守。但我仍然坚持崇德教授和我原来的观点。下面再作一些论述。

简介：三大宗教法特征及其理论透视汤唯宗教法是人类法律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曾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近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变革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诸多民族纷争、国家聚合亦与宗教法的发展有关。因此，考查宗教法的兴衰历程、认知方法和物质环境，揭示宗教法...

简介：<正>一个企业,在其经营期间,一般是不允许其投资者抽回其投资的。但我国从1979年办起第一个合作企业——广东省宝安县光明畜牧场畔湖养鸭场以来,90％以上的合作企业都允许外商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下称“合作企业法”)第22条对此也作了肯定。这种做法,是我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一种创造。那么,外商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属于什么样的法律性质呢?当前,外商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合作前期提

简介：刑事和解是处于刑事纠纷解决的民间领域与国家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作用的发挥既依赖于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也依赖于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作为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刑事和解充分体现了公力与私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弥补民间私了案件与国家垄断司法二者之不足。只有合理配置刑事和解中的各种权力,才能做到既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减少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机会,又确保国家对该程序实施有效控制,消除各种社会不良因素对当事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