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增强职工购房支付能力、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住房消费、改善职工群众居住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环境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服务'去库存'中,创新推行'四位一体'业务模式改革,着力提高公积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简介:住房限购政策作为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是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截至2016年1月22日,我国住房限购政策经历了政策提出、政策强化、政策分化三个阶段。从多源流理论修正的视角来看,无论哪个阶段的政策变迁,都是由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者之间的耦合所引发的,而且这三个源流在不同阶段并非孤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渐进性。但是,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非特别好,在某些城市甚至进入了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为此,下一阶段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应调整政策目标使之更加科学化,构建科学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将房地产市场调控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而跳出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
简介:马来西亚原是英国殖民地,独立50年来,在全体国民的积极努力下,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由于人口的自然增加,住房紧缺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一直以来,马政府将住房及其相关的社会服务作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创建关爱社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优先发展内容,目标是在2010年实现“居者有其屋”。在马第七(1996~2000年)和第八(2001~2005年)计划中,马政府用于住宅建设资金分别为33.3亿令吉(垒赡人民币73亿元)和70亿令吉(约合人民币150亿元),在第九(2006~2010年)计划中计划投入住宅建设115亿令吉(约合人民币250亿元),
简介: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简介:实物配售和实物配租是廉租住房补贴实施的主要方式,实证分析两种补贴的政策效果对廉租住房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效用分析方法,结合陕西省XX市廉租住房住户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比分析实物配售和实物配租两种补贴方式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补贴方式均提高了受补贴家庭的消费效用水平,但效用增加量的大小与住房消费获得的效用占总消费获得效用的比重r相关:当r小于0.5974时,实物配租的效用增量大于实物配售;当r大于0.5974时,实物配售的效用增量大于实物配租。研究表明廉租住房建设过程中,应当适当考虑其建设地点或完善小区周围的学校等公共设施。现阶段两种补贴方式在廉租住房保障中都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而政府通过建设廉租住房解决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可以采取实物配租和实物配售相结合的方式。两种方式的具体选择可以依据住房消费效用占家庭消费总效用的比例来确定。
简介: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降胜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降陛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简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在我国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上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发现并惩罚地方政府不采取限购政策的概率越高,地方政府通过"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政府的概率越低,地方政府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越大。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13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房地产开发活动越活跃、行政级别越高、GDP增长率越低、财政收支缺口越小的城市执行限购政策的概率更高,而房价增长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该结论在进一步考虑了住房限购政策实施时间强度与综合强度两方面异质性的实证检验中仍然是成立的。因此,住房限购政策在我国的实施面临体制困境,难以作为一种常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改革当前财税体制与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是住房限购政策切实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