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简介：<正>战国末期,封建大一统的趋势即将到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道”治国,这是关系到国家胜败存亡的大问题。长期居于齐国,深谙齐国历史、关心齐国政事的荀子,或在稷下学宫的讲坛上以齐人齐事为据,或直谏齐国统治者,竭力阐发自己的治国之道,为封建统一局面的到来,提供理论根据。

简介：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简介：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一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一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简介：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简介：寻微探幽古树重华──喜读《周易述论》崔波刘太恒先生的《周易述论》最近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周易》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它既是一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又是一部通俗易懂、见解新颖且可读性强的著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讨。...

简介：在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讨论中，一个被质疑最多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马克思本人是否赞成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进一步说，以道义合理性为根据论证社会主义应当取代资本主义是否与以历史必然性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相冲突？

简介：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佛教宗派，学界以往在谈论禅宗中国化特色的时候都是将眼光集中于其对儒家和道家的吸收上，而没有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群经之首”的《易经》及其易学在禅宗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作为禅宗的宗派之一，曹洞宗在佛学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禅宗“不立文字”的框架下援引《易经》元素以及易学思想来阐释禅学，其历代祖师前赴后继“依易说禅”，自成一统。曹洞宗不用印度佛学的概念而用中国本土的易学来言说禅学，这是曹洞宗对于佛教中国化的一大贡献，而且这对于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周易的道理来进一步发展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简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疑难。通过借鉴海德格尔关于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来类比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有助于我们达到对“颠倒之谜”的本质性理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绝不是简单的翻转和剥离，而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转向出来。马克思是通过穿越黑格尔哲学的意识形态幻象，“退回’’到对象实际的此岸世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从而达到这一转向的。沿着这一理论路径，马克思破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化”，最终确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简介：人们通常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互为他者乃至是相互对立的，这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非实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并不隔阂，历史必然性告诫也并未消解正义，而正义研究最终只能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者之间相激互融、彼此依托的内在兼容性关系，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发掘与开显需要在重新解读和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路径上推进。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此路径切近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思想逻辑，同时也由于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创生的基本要求。

简介：《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简介：李学勤先生所著《周易溯源》,是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周易》的典范。《周易溯源》主要对《周易》经传的年代、筮法、帛书《周易》经传以及《易纬》进行讨论,相关结论和方法不但推动了《周易》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简介：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围绕社会正义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这既是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理论和观念上的反映，也是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面对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如何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开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正义思想，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