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北宋时南北朝七史首次校刻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展开考辨,包括诸史校成奏上时间、刊刻成书时间、各史目录序的相关问题,主要利用晁说之、韩维等宋人文集中新见之线索,对前人观点有所推进和订正。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勾勒所谓“嘉佑七史”校刻始末,指出嘉佑末年,南朝四史校毕进上;治平时期,校、刻并举;熙宁中,北朝三史相继校毕进上;自熙宁中七史全部校毕迄政和中,纯是刊刻阶段。继而对熙宁以後诸史刻印迟缓之缘由提出新说,认为学者历来将此归因于书多脱误,校雠艰难,未中肯綮,实因受北宋後期政局、时风的影响,王安石新学成为当时学术的绝对主流,七史地位边缘化,王氏新学经解大量占用了刊书所需的物资、人力,以致七史的刊刻迁延日久。
简介: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