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年前,广电在如何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业务方向问题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徘徊,逐步淡化了网络数字化的双向改造,而将其重点定位在了“大力发展数字电视付费频道业务”上。两年来,随着各项政策和战略部署的出台,发展数字电视产业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紧随其后的宣传舆论和投资热潮一浪高似一浪。人们关注的焦点迅速移向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业务模式。此时,早些年想当“第一吃螃蟹者”早已淡出,留下“坚守阵地者”也历经挫折后作好了当“先驱”的准备。在“围城”现象的背后,投行中又出现了“反围城”现象,即“城内的不想出来,城外的不急进去”等复杂而矛盾的现象。无疑广电人在寻找走出传统电视业务的出路和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各类投资人在寻找“网络概念”后一再一次的淘金的机会,然而更多的人们在异常兴奋的同时,眼前仍蒙着一层纱,对其前景、市场和盈利模式看不透。从而踏上了艰难的数字化探索之旅。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