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简介：启蒙世纪的欧洲，一半是光明，一半是忧郁；前者表现为理性的哲学和科学，后者则是非理性的情感，即历史通称的古典浪漫主义，我们也称它为心情哲学。但是，在国内关于启蒙世纪的研究中，“光明”遮蔽了“忧郁”，后者的价值在性质上是哲学的。随着启蒙世纪的淡去，“忧郁”的价值反而越来越凸现出来，它成为理解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一条重要的但是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意识到的线索。

简介：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简介：<正>领导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能实现它们之间的统一?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个问题,不仅对领导科学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各级领导者的工作具有实际意义。对“领导”概念的含义问题,在已出版的领导科学的著作中,提法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应该把领导理解为权、责、服务三者的统一比较确切。

简介：<正>领导者也就是决策者,领导工作的最高责任在于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者要想做到准确、科学地作出决策,必须深入了解和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而要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又必须弄清领导与决策的关系。本文从下面的四个方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简介："恰当地提出问题"对于哲学甚至比对于科学更为重要,它体现出哲学活动的特殊性质.提问开放新的视域,使我们超出习见,进入思考和对话.着重于提出问题而非构造理论,在今天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研究的课题,也要求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哲学的自我批判,不仅使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被重新审视,它的探索方式乃至其功能与合法性根据也受到质询.对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把握时代和探索哲学发展途径的入手处.

简介：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哲学反思与超验思想的特质，由哲学之认识对象及其与对象的本质关系所规定，亦由哲学之穷是究理的至上性思维使命与中介性递进过程所规定。它们是哲学之谓的重要思想理据。

简介：<正>新近推出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一——《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及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将起一定的作用,其意义深远。反腐保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何阶级社会都有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我认为反腐保廉的关键是治本。

简介：

简介：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这一术语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新逻辑中当矛盾律的有效性被削弱之后,仍要保持一种次于经典逻辑的新的协调性。一般来讲,一个次协调逻辑系统应具备两个条件:1、不协调性,即A和?A部是系统的定理;2、不是过完备的（over—complete）,即并非系统内的每一公式都是它的定理。由于次协调逻辑体系允许有意义、有价值的矛盾进入形式系统,并否认矛盾律的普遍性,因此它与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有密切的联系。自从1963年巴西逻辑学家达科斯塔创立这门学科以来,已吸引了大批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最近几年又引起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现已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将使人们对逻辑科学产生新的理解。在我国,对次协调逻辑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译自巴西逻辑学家阿鲁达（A.I.Arruda）的《次协调逻辑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Aspests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paraconsistentlogic’）一文的第二部分,它详细介绍了次协调逻辑发展的历史渊源,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新逻辑将有很大帮助。

简介：该文关注“曾经”与“承诺”-复仇”与“拯救”如何相关特别是如何转换的“记忆的政治”。问题的背景是苦难：作为存在论或现象着的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它是人类唯一可以普遍面对神、面对政治的“救赎地”，而不是“弥撒”中可以流逝的将来时。或在“复仇”中永远走不出的过去时。这里重要的是记忆形式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曾经”不是无生命力的过去压力（如尼采所批判的和本雅明所清理的）；也不是简单转化为复仇的有生命力的权力意志即强权政治（如尼采所一厢情愿的）；而是走出复仇的拯救——即走出过去时的——“记忆”中的“曾经”的“承诺”。但事实上。它已不能由西方文化的特质独立承担了。

简介：儒家伦理是否自律，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结论却莫衷一是。该文通过比较儒家伦理中所体现的自主性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的“自律”概念，认为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哲学中“自律”概念的两个构成因素的不同侧重。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作为个人权利基础的“自律”，但在作为道德理想的意义上则的确可说是“自律”的。儒家的“自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

简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柏林，当时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思想家，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最初就是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正是在柏林浪漫派的深刻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完成了早期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历程。如果说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是初次的邂逅，那么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亲密交往则是施莱尔马赫真正加入柏林浪漫派圈子的标志。如果说《独白》一书是对自己早期曾浸淫其中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那么《论宗教》的发表则标志着施莱尔马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蜕变。

简介：<正>广东省顺德县桂洲风扇厂是一个乡镇企业,它的产品闯进了国际商品市场,而且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销路,给企业和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这个厂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证明了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提出的“发

简介：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理性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克服了启蒙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康德的实践理性规范了“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间性的关系，把主体性推进到主体间性，从而为当代交往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架设了通往后现代的桥梁。

简介：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简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从入世担当角度重视理性研究，与佛教内外学者对佛法、佛学与哲学关系的看待有关。文章通过比较章太炎、太虚、欧阳竞无三位著名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指出，代表世俗理性的哲学，与佛教的理性，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虽都采取说理的方式，但仍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佛教理性与改变人生、改变社会的实践、体验必然相关。欧阳竞无警示，佛教理性使学佛之人学会自觉批评自身狭隘的执著，哲学理性则有可能致哲学家太过自信，而放弃对自己局限性的自觉批判，拒绝对他人的理解。何为有担当意义的真理？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彻底解决。

简介：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是贯穿鲍德里亚一生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在其早期和晚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中文词来翻译这个词。因此，在面对鲍德里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仔细地辨析。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objet既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承袭而来的相对于主体（subjet）的对象一物的概念，也是他自己提出的符号一物的概念，更为基础的是，所有这些对objet的描述都是基于价值的架构，即价值一物。而这种价值一物会在不稳定、不对称的象征交换中走向临界点，最终变成纯粹的objets的体系。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波兰总统专机的事故引发了波兰国内一系列纪念活动，民众否定了之前对已故总统的敌意，这个重新审视的过程，将成为波兰传统认同回归公共领域的开端。波兰历史上经历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历程，在后一阶段中，波兰在公共领域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界限。波兰人民在反抗这个强加的界限、找回传统认同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已故总统就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