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主要是指两个领域一是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儿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启蒙,它创建出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对抗奥斯维辛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自律”,也就是反思、自决、不参与的力量.

简介：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角色，事关政治智慧。《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潜在统治者遇到不幸时，应如何面对。通过展现哈姆雷特对命运的两种错误看法，莎士比亚显示了与古典哲人的一致：个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命运或神，而应归因于自己的天性和选择。哈姆雷特与荷马史诗和戏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错误理解命运的原因。尽管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类似于马基雅维利，但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正义，则显示了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差异。

简介：数学素质教育(MathematicalEclueation)现在已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理论上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数学素质教育就不能不涉及人的认知，不能不涉及认知理论。实际上，数学素质教育过程也就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教育”下的一种认知过程。所以，数学素质教育与认知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简介：假定一个人严肃地对待哲学，那么任何试图比较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的作法都难免显得十分可疑。也许，甚至将比较方法列入哲学工具之标准目录也显得可疑，但是，那些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们却常为这种方法所提供的巨大的解释收益而辩护。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某个思想家计划的诸因素和契机基本上是陌生而不可接近的，但是，至少其中能被掌握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使用比较方法富有成效地让渡给我们的。

简介：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对其评论的分析，试图证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根本说来包含在“存在”和“存在者”的互相“混淆”、“颠倒”和“替补”之中、因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而反过来，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如果不想沉入东方式的“无言”和沉默的话，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摆脱不了的命运。

简介：在＂生命＂反抗＂形式＂的现代性文化境遇下,传统宗教也发生了现代转化,即宗教信仰成为宗教生命冲动的表达,这既使＂宗教＂由外在建构走向活生生的内在的＂宗教性＂生存,也面临着失去确定的形而上学目标的现代性困境。走出这一困境只能通过一条内在的精神的途径,就是将＂灵魂的宗教性存在本身＂视为＂形而上学的价值＂,由此跳出主体需要和客体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故而,确立起灵魂存在的形而上学宗教性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仰是宗教现代性重建的关键。

简介：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简介：当前对于康德美学第一契机中的两个关键词“兴趣”与“实存”的误读源于脱离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在康德哲学中，带有兴趣的愉悦感都与行为的理由联系在一起，任何实践活动都是要把欲求的对象变成一个直观的经验对象，反之，不带任何兴趣的审美的愉悦感与行为的理由没有任何关联，这种愉悦感的产生在于想像力能够超出对象的“实存”创造出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与知性之机能协调一致的“形式”。

简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简介：启蒙世纪的欧洲，一半是光明，一半是忧郁；前者表现为理性的哲学和科学，后者则是非理性的情感，即历史通称的古典浪漫主义，我们也称它为心情哲学。但是，在国内关于启蒙世纪的研究中，“光明”遮蔽了“忧郁”，后者的价值在性质上是哲学的。随着启蒙世纪的淡去，“忧郁”的价值反而越来越凸现出来，它成为理解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一条重要的但是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意识到的线索。

简介：<正>认识和掌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提出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不是今天的事,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可是至今总体效果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主要

简介：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简介：<正>领导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能实现它们之间的统一?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个问题,不仅对领导科学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各级领导者的工作具有实际意义。对“领导”概念的含义问题,在已出版的领导科学的著作中,提法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应该把领导理解为权、责、服务三者的统一比较确切。

简介：<正>领导者也就是决策者,领导工作的最高责任在于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者要想做到准确、科学地作出决策,必须深入了解和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而要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又必须弄清领导与决策的关系。本文从下面的四个方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简介："恰当地提出问题"对于哲学甚至比对于科学更为重要,它体现出哲学活动的特殊性质.提问开放新的视域,使我们超出习见,进入思考和对话.着重于提出问题而非构造理论,在今天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研究的课题,也要求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哲学的自我批判,不仅使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被重新审视,它的探索方式乃至其功能与合法性根据也受到质询.对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把握时代和探索哲学发展途径的入手处.

简介：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哲学反思与超验思想的特质，由哲学之认识对象及其与对象的本质关系所规定，亦由哲学之穷是究理的至上性思维使命与中介性递进过程所规定。它们是哲学之谓的重要思想理据。

简介：<正>新近推出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一——《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及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将起一定的作用,其意义深远。反腐保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何阶级社会都有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我认为反腐保廉的关键是治本。

简介：

简介：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这一术语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新逻辑中当矛盾律的有效性被削弱之后,仍要保持一种次于经典逻辑的新的协调性。一般来讲,一个次协调逻辑系统应具备两个条件:1、不协调性,即A和?A部是系统的定理;2、不是过完备的（over—complete）,即并非系统内的每一公式都是它的定理。由于次协调逻辑体系允许有意义、有价值的矛盾进入形式系统,并否认矛盾律的普遍性,因此它与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有密切的联系。自从1963年巴西逻辑学家达科斯塔创立这门学科以来,已吸引了大批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最近几年又引起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现已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将使人们对逻辑科学产生新的理解。在我国,对次协调逻辑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译自巴西逻辑学家阿鲁达（A.I.Arruda）的《次协调逻辑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Aspests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paraconsistentlogic’）一文的第二部分,它详细介绍了次协调逻辑发展的历史渊源,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新逻辑将有很大帮助。

简介：该文关注“曾经”与“承诺”-复仇”与“拯救”如何相关特别是如何转换的“记忆的政治”。问题的背景是苦难：作为存在论或现象着的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它是人类唯一可以普遍面对神、面对政治的“救赎地”，而不是“弥撒”中可以流逝的将来时。或在“复仇”中永远走不出的过去时。这里重要的是记忆形式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曾经”不是无生命力的过去压力（如尼采所批判的和本雅明所清理的）；也不是简单转化为复仇的有生命力的权力意志即强权政治（如尼采所一厢情愿的）；而是走出复仇的拯救——即走出过去时的——“记忆”中的“曾经”的“承诺”。但事实上。它已不能由西方文化的特质独立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