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同科学的社会建构一样,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秉承着建构论的科学主张,但取代把科学作为社会建构的结果,视科学为一种情境性内在生成的地方性成就。基于"方法的唯一适用要求",用作为生成的建构超越作为构造的建构,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的回归。
简介: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简介:许多人认为共识就是归纳,其实不然。归纳是指用推理或实验来证实的几个特性间的关系。这关系应该是确定不变的。如果一个事件的二次归纳有不同的结论,这不是归纳本身的错误,而很可能是由于推理的错误或实验的不准确。至于共识,则是指一件事物对一群人相当集中的假设效用。如果这事物对这群人的效用可以量化,共识可以界定为这群人所能获得的假设效用之平均值。但如果这群人所获得的效用价值是分散的,那么就没有共识了。因此,有共识与无共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个模糊的共识,可确定为一个数值,称为价值。共识的模糊性,从共识延伸到了价值。价值本身并不一个客体,并不存有,必须依赖一个作为载体的客体之存有而存在。根据主观主义的价值论,我们或可称价值为准客观的。
简介:信息哲学的新近发展为人格同一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性研究路径。在"柏拉图与战车问题"中,通过柏拉图著名的战车隐喻引入了一个特定问题,自我本质在其中被视为一种多行动者信息系统:是什么将自我保持为一个整全和一致的统一体?在"自我学及其两个分支"和"作为共时个性化的自我学"中,通过对自我理论的两个分支(一个关注作为实体之自我的个性化,另一个关注此种实体的认同)的描述,预设了一种信息进路,以辩护那种认为自我的个性化逻辑地先于其认同的观点,同时又表明此种个性化能在信息术语中得以展现。进而在"一种调和的假设:三膜模型"中,提供了一种自我的信息个性化理论,它建基于一体三分的模型上,且有助于解决战车问题。这一理论,在"作为自我之技术的信息通讯技术"中被用于展示信息通讯技术是如何可能被诠释为自我之技术的。在"实现的逻辑"中,通过对"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发现)概念的引入,支持了一种极为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即据其而言,以信息结构实在论的视角,自我被视为信息结构发展的最终阶段。最后的"结论:从自我学到自我生态学"。
简介:权力传承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是现象学应该研究的现象。《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通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传承模式的重要原因;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优势在于权力传承中相互共在的时间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显示民主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