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清醒看到中国经济保持着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这根本的就在于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建立起了推动科学发展的较为完善的理论和制度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7.23”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简介:<正>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同时,一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他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这样讲“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我们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其他方面比较起来,还远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恐怕正是目前某些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根治,社会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实践,加强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