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义理史学是一种以理学为研究史学指导思想,将天道、人事、大统、伦理、史学功能包举一端,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特色的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萌芽于宋初,发展于神哲至徽宗时期,南宋乾道八年,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序》,标志着义理史学理论完全形成。义理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经御史、以理阐史、重义轻利三个方面。义理史学对后世影响极大,逐渐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官方尊崇的学问,成为科举制度下学者们的学问准则。义理史学历史功过应该予以客观地评价:其一,宋代理学家由经入史,建立起一整套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组成了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其二,宋代义理史学没能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其三,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
简介:<正>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董鸿扬研究员撰写的《东北人:关东文化》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拓展。该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中华共同文化与关东文化内在联系上揭示了关东文化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过去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其基本精神的成果颇多,但由于概括程度高,难于从微观层面上深入。近年来兴起的地域文化研究,把中华共同文化的研究推向了微观层次,更加精细化了。该书正是从中华共同地域性的视角,探讨了关东文化的特征。该书指出,“中华共同文化既有共同性或一般性,又有其地域的差别性与特殊内容。文化的地域性是中华共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在文化的统一性之中又具有多样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亚文化的版块。关东文化就是中华共同文化的亚文化。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即作为中华共同文化的基本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制约着作为子系统的各个地域文化,把它们凝聚成一个整体,成为文化的整合机制。此外,中华共同文化还有地域的隔离机制在起作用。由于自然、社会、心理等隔离机制的作用,造成某一地域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
简介:东晋成帝时期的殷融曾提出时有“中兴四佐”。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中兴四佐实指晋元帝时代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四人。学界传统上依据东晋史料,多以元帝崇尚申韩之术,所任使之心腹唯在刁、刘,而对周顗、戴渊于元帝一朝的政治施为殊少研讨,实则周、戴二人以元帝心腹的角色活跃于政坛当亦甚早。周顗之文化名望仅次于王导,据《世说新语》其人在琅邪王氏之外的主要交集者庾亮、桓彝、郗鉴、谢鲲等均是亲帝室人物,此种政治立场的巧合当非偶然;戴渊因具武干而数次被委以控制地方力量的军事要职,其对于元帝掌握政局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中兴四佐缺载于此后的史籍,应当与刁、刘同周、戴在政治、社会风评上的巨大差异,周、戴奉事元帝之政治脉络的隐秘性,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对于第一次“王敦之乱”话语权的争夺及重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有密切联系。“中兴四佐”的意涵究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抑或仅为“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明帝、成帝之世就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时人观点中各有呈露,同时这两种价值判断均随着政治掣肘和时代移易,先后消逝在东晋的时人谈资与史籍记录中,故而未受到后来治史者应予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