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浙江省出狱同期群的比较研究发现，再犯是亲犯罪积累，社会化功能紊乱，资本落差的结果。刑释人员再犯风险因素的获取应当以犯罪人生命历程为线索，分析其生活史中重要的人物、事件和关系对其犯罪生涯的影响。据此，研究者选取了51项相关因素，并量化后按同一标准确定为再犯预测因子，经过标准化数据转换之后，制订出了用于评估刑释人员再犯可能性的结构化量表：RRAI。

简介：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设置了有限的出罪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将大量原本符合出罪条件的恶意透支行为排除在出罪范围之外，偏离了法律规范，而以“罪轻”代替“出罪”的折中式处理方法极易引起处罚上的不合理，也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根据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出罪上，应遵循司法非犯罪化的方式，一方面，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积极敦促恶意透支人偿还透支款息，另一方面，合理运用“但书”条款，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于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而于审判前偿还，且在“数额较大”范围、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的恶意透支行为以无罪论处。从而纠正当前我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高度犯罪化的趋势，实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司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简介：食品的范围除应以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外，还应当考虑行政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依行政法规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属于食品原料的范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不应比较两罪的量刑轻重，而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特殊罪名论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两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客观上投入毒害性物质行为是否发生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对违法研制、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非食品原料或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等行为的定性，应当依照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罪名。可以考虑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罪。

简介：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履行检察职能的应有之义;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重要举措。通过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体系,由内而外为＂和谐稳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式和基本任务。

简介：<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新时期反和平演变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依法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检察官管理制度,就是加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简介：量化考核和绩效考评是检察机关普遍采取的管理方式，但是由于严重缺乏人性化，也存在很多弊端。“高检院”倡导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没有解决以部门为单位的工作模式带来的弊端，无法跨越部门界限促成必要的合作。必须改变以部门为单位的考评运作方式，进行“检察再造”，摒弃量化考评的管理方法，改进绩效考评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以规范化为基础，逐步改变检察业务流程。

简介：案件管理制度作为检察机关一项内部工作机制的创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就现有的案件管理制度而言,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能仅局限于应然层面的管理效能提升和案件质量的保证,而应将视角转化到程序化功能发挥,应注重从多维度视角理解该制度,继而总结出程序正义价值理念下案件管理制度的运行规律,以便对现行案件管理制度的运行目标进行新的诠释。因此,将案件管理制度的功能设定为对管理理念更新和程序正义价值实现的多元化目标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