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中国哲人寻求普遍统一性的努力集中体现在道的提升上。但随之而来的,是道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这也是困扰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今天所应当做的,不是站在老子思想之外指手画脚,说"道"是这是那,而是进入到老子思想的内部,帮助老子建立道论的哲学言说。建立老子道论的哲学言说,也就是建立老子哲学的逻辑体系。我们将老子思想的表述视为未经论证的命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这些命题进行论证,使之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言说之道已非道,"道"有名而实无名。名亦物,道非名亦非物,道为无。无为万物生存之可能,万物即道之显现,无亦即有。万物与道区分,因万物自相区分,于是有德。消泯区分则合道,固守区分则违道。物的多样性激起欲望,对物的役使更背离道。只有无我之欲方归于自然。欲是以人为尺度区分物,由是形成知。对知的获取为学,学增强我与他者区分的能力,故损学方能益生。学知方可有为,改造外物,对抗自然。无为则无我,不造物不别物。于是人之生即道之动,无为而无不为。
简介: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简介:张一兵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个案研究,而且对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68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出版后就已经终结.其主要原因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诉求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大原则已经被放弃;在此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派生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这一观点虽然有启发性。但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理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个发展可以区别为四种类型,即“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区分的基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个前提。也不是总体性或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论坐标。
简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SieistseineunbewuβteundunbedingteVoraussetzung."一句中"unbewuβt"一词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译本中先后有三种中文译法:"不自觉的"、"本能的"和"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如果选取"不以意识为转移的"译法则可能产生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历时"看法,即科学解决了哲学提出却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哲学终结;如果选取"不自觉的"译法则可能产生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共时"看法,即哲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两个维度而相互依存,从而使哲学踏上新的道路。不同的译本会使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读者也有权利依据其理解而构成不同的哲学问题。这是探讨"unbewuβt"一词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中文翻译及其所引发的哲学问题的真实意义。
简介: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