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电话访视制度在社区慢性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方法以我辖区内2011年1月~2013年1月间收治的80例社区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积极治疗原发病,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电话访视措施,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治疗依从度、自我护理能力、生活质量和对护理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度、自我护理能力、生活质量和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电话访视制度可以有效提高社区慢性病患者治疗依从度,增强其自我护理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提高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简介:通讯作者杜金万(1983-),男,医学硕士,住院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3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已发表论文5篇。摘要人体重要脏器的慢性纤维化导致功能的进行性下降甚至人体死亡,是医学领域目前急需攻克的难题。近几年出现各类细胞因子如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1等在纤维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已有资料证明TGF-β是纤维化形成和发展的启动枢纽,是关键性的细胞因子,在各器官的组织纤维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肺纤维化主要是由于各种刺激性因子如矿物粉尘,氧化性气体等作用于肺组织引起的以大量成纤维细胞聚集,细胞外基质沉积为特征并伴有炎症细胞秦润和损伤而导致正常的肺组织结构和功能丧失的一类疾病。本文就TGF-β与肺纤维化的关系及在肺纤维化的临床应用作一简要综述。
简介:目的:探究规范化风险管理制度对内科护理安全管理质量的影响。方法:研究时间为2016年1月-2017年9月,自2017年1月起在内科病区实施规范化风险管理,组成管理小组,针对风险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化调整,比较实施规范化风险管理制度前后内科病区的护理缺陷发生率、护理投诉率及护患纠纷发生率,并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实施前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差异。结果:在实施规范化风险管理制度后,内科病区的护理缺陷发生率、护理投诉率及护患纠纷发生率均显著降低,与实施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在实施规范化风险管理制度后,内科病区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升高(P〈0.05)。结论:在内科病区实施规范化风险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控制护理安全问题的发生,提高护理安全管理质量,改善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简介:目的:观察益气清利化瘀方颗粒对慢性肾衰竭(CRF)模型大鼠肾组织形态及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择清洁级雄性SD大鼠,采用5/6肾切除方法建立CRF模型。实验设假手术组、模型组、中药组(益气清利化瘀配方颗粒,含生药7.58g/ml)、西药组(氯沙坦钾片,6.42g/L);假手术组、模型组均灌胃纯净水,中药组、西药组分别灌胃相应的药物,均2ml/d。干预60d后检测血肌酐(SCr)、尿素氮(BUN),计算肌酐清除率(CCr);HE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形态,Westernblot法检测TGF-β1蛋白含量。结果:与模型组比较,两药物组SCr、BUN均明显下降(P<0.05,P<0.01),CCr水平显著升高(P<0.01),且中药组对肾功能的改善明显优于西药组(P<0.05)。HE染色显示,两药物组的肾小球纤维化均较模型组有所减轻,且中药组肾小球结构较清晰;与模型组比较,两治疗组皮质、髓质的TGF-β1蛋白表达均较模型组明显减少(P<0.01),且中药组优于西药组(P<0.01)。结论:益气清利化瘀方可改善CRF大鼠肾功能,减轻肾纤维化,下调CRF大鼠TGF-β1表达,其抗肾间质纤维化、改善肾功能的作用可能与抑制肾组织TGF-β1表达及信号转导通路有关。
简介:为了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用人渠道,改进干部选拔方法,根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中组部、人事部《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精神,经我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局机关和直属单位部分岗位的领导干部面向北京市进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我局机关编制为70人,局直属单位8个。其中,有1个局机关司级领导干部职位和5个直属单位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时,面向北京地区进行了公开选拔;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处级岗位面向在京直属单位开展了竞争上岗。有10人通过公开选拔走上了副局级领导岗位,有15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
简介:2017年《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的实施从鉴定程序上对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体系进行了革新,改变了《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一家独大的局面.将行政管理工具运用于公共卫生政策分析实践,以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理论为视角,剖析了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政策相关方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态度,发现革新后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在政策条文及实施架构上,尽可能地满足了政策相关各方的需求,其中一些新创设的举措也成为了该政策的亮点,为国家层面未来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