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71年8月中旬,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人民大会堂领受周恩来总理下达的执行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的专机任务后,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准备,他于9月6日8点30分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三架伊尔—18飞机,满载着出访的歌舞团人员及中国同欧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朝着访问的第一站阿尔巴尼亚飞去。9月8日,在地那拉机场当地时间7点30分,时念堂又带领完成送团任务后的三架飞机沿去时的航线原路返回。日夜兼程,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40分,三架伊尔—18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阿尔巴尼亚使馆人员接走随机到达的50多名客人之后,时念堂将飞
简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35周年。这次全会最显著的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在全党经过深刻反思历史教训后做出的总结,比起历次会议决议来,它突出地带有幡然醒悟的特征。
简介:《民国春秋》1998年第4期发表了《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一文,其中提到罗家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唯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这个说法与史实有所出入。罗家伦的确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但宣言中并未提到“五四运动”一词。该词首次出现于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罗家伦于1912年进上海新式学校复旦公学,初步接触新思想和上海的新出版物,开始在学校出版的刊物上写文章。1917年入北京大学,主修外语和外国文学,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代表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中的
简介: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