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地点域/方位域的对立和空间名词的指称性出发,选取存在主语、存在判断主语、处所定语、处所主语、处所话题等句法位置讨论了各类名词的空间性要求,分析现代汉语空间区域在空间参照关系中的地位,讨论地点域/空间域对立对空间存在关系表达的影响,进而分析了空间存在关系的断言化和指称化以及空间区域的前景化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的各种功能变异,试图揭示"地点域/方位域"的对立对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和功能分析的影响.

简介：本文中，洛特曼试图在一个宽泛的知识语境中讨论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概念。现有的三种知识话语的主导范式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经典”话语范式、“现代”话语范式和“后现代”话语范式。皮尔斯描述的符号过程代表的是经典话语范式，主体世界这一概念采用的是现代范式，而符号域的概念则体现了后现代的符号空间。

简介：文章以6位北京话母语者的非强调的自然焦点的陈述句语料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汉语语调基本模式内部不同韵律层级的音高表现和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句调域内部不同位置的词调域，词调域内部不同位次的字调域，尤其是句末词调域内部的字调域，这两个韵律层级的音高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主要表现在音高跨度、音高起伏度以及调域中线三方面。“同构性”是语调基本模式的重要特征，作为基本模式三要素的下倾调、降阶调、边界调对于“同构性”的产生都有重要贡献。语调基本模式中不同韵律层级间的同构性是人类语言中的递归性原则在语音中的表现和投射。

简介：场域（field）理论是布尔迪厄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常用的一个概念，他利用这个理论尝试揭示出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那些深层的社会结构，以及那些确保这些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和“逻辑”。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位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简介：自从1984年尤里·洛特曼（JuriLotman）发表《论符号域》（OnSemiosphere）一文以来，“符号域”这个概念已经从文化符号学的术语范畴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范畴。在塔尔图一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的学科背景中，“符号域”一词与“语言——第二模拟系统——文本——文化”等术语相关；而在跨学科的术语领域中，“符号域”与“生物域”、“智域”，以及“语言域”的结合则更值得重视。作为一个元学科的概念，符号域属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并且与“整体主义”、整体与部分等相对概念有莫大关联。因此，在此语境下，“符号域”作为元学科概念，对于文化研究，普遍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的转向，以及对“方法论本身的认知”起到了学科互补与整合的作用。

简介：刘丹青（2008）参照沈家煊（2003）提出的“行、知、言”三域的框架，认为粤语的后置成分“先”具有跨域的用法。文章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粤语“先”的语法特点，并从句法学的角度，分析表示言域的“先”的句法地位。

简介：库尔在本文中通过对约翰·洛克提出的两种科学——符号学和物理学的方法论的比较，用符号学和非符号学的方法来描绘生态系统。物理学和符号学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物理现实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通过不断重复来求证，而符号现实的存在是多样的，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符号世界作为独特的个体来研究。关于符号域，库尔在文中给出了17条互补的定义，

简介：摘要本文以“滴滴出行”作为研究对象，从滴滴出行跨界营销时机的选择、品牌合作对象的选取、目标用户的筛选、与场景共融的营销方式的创造等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并结合现今的营销环境与未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下的营销背景，从跨界营销模式的多元化、品牌信息的传播、大数据的精准营销三个方面对滴滴出行提出建议。

简介：＂死＂的本义是＂生命终结＂,近代汉语中出现了作程度补语的用法。文章立足于程度补语＂死＂的历时演变,探讨＂死＂程度义获得的机制及程度副词的产生过程,同时结合类型学上的证据,探讨程度补语＂死＂的词性及程度副词作补语的理据。

简介：量词域的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颇为关注的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句子中的量词常常有宽域（widescope）和窄域（narrowscope）两种解读方式。自May（1977）后，与量词解读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量词取窄域的问题。May认为造成这种解读的原因是量词下移（QuantifierLowering，QL）到从句的节点结果。Horn—stein（1995）基于最简方案中的拷贝理论（theCopyTheoryofMovement），认为量词在低层的拷贝能够被激活（activiated）从而决定了量词的辖域。Sauerland＆Elbourne（2002）则指出，QL的解读是语音层面（PF）移位的结果。既然逻辑式（LF）移位不会对语音层面有任何影响，那么同样语音层面的移位也不会对逻辑式的解读产生影响，因此QL的解读是量词在PF层面的移位所造成的。虽然在PF层面量词先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但在LF中仍然低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得到窄域的解读方式。上述三种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对QL解读进行限制，似乎只要是提升结构（raisingconstruction）就应该有量词取窄域的解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也可能这种限制和QL无关，而是由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如Boeckx（2001）认为控制结构不允许量词下移。Hornstein（1995）认为只有限定性小句才允许域的换位。但是这些限制不符合语言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量词下移现象呢？QL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就必须解释它为什么会被阻断；如果不存在，那么它为什么不存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不定成分（indefinites）看起来有这种解读呢？文章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元移位。文章认为，论元移位并不留下语迹或拷贝，如果QL发生的话将会出现量词Q没有变量约束的情况，因此也不存在下层拷贝激活的问题。至于不定成分有两种不同解读，并不是由量词域的不同造

简介：文章针对叶狂和潘海华（2012b）试图证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被动句的说法提出事实和理论两方面不同的意见。首先用事实说明汉语的“把”字句不一定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然后分别从句法成分和论元角色两个角度论证“把”字的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降级，从参与者、影响性、有定性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把”字句的高及物性。此后，文章在吕叔湘（1987）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论述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讨论了受格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功能动因，揭示了被动式与逆被动在各自所处的语法系统中分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与被动态和逆被动态进行全方位比较，汉语“把”字句各方面的句法语义特征都与这两种语法过程渺不相涉。通过汉语“把”字句的实际运用统计观察，得出“把”字句在汉语中系统性价值的结论。

简介：领主句与其他相关句型的句法推导并无本质不同，其“遭受/获得”语义源于领有名词在合并位置上被指派的题元角色。局域非对称成分统制结构是实现定指语义和领属语义的形式手段，也是语音部门和语义部门辨识句法体的结构图式。汉语有领主句而英语无领主句，是因为局域非对称成分统制结构赋义的参数化定值不同：英语设定为不定指语义，通过在spec—VP合并Ф不完整的there来实现；而汉语设定为定指语义，通过在spec—VP合并Ф完整的DP来实现。

简介：文章在汉语、日语和韩语三种语言的塞音对比的基础上,结合声学分析和感知同化实验主要探讨了影响跨语言塞音感知同化的因素。研究发现,发声类型、VOT、后接元音起点音高是影响塞音感知同化的三个因素。首先通过对比汉语母语者对韩语和日语塞音的感知同化,发现在跨语言塞音的感知同化中发声类型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其次又通过考察韩语母语者对汉语塞音的感知同化,进一步比较了VOT和元音起点音高的作用,结果发现,VOT对塞音感知的影响大于元音起点音高。

简介：20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科整合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的多学科化”，使学科研究的“跨界行动”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和普遍模式，人文科学领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