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我国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普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劳动合同是附合合同，劳动者缺乏对等的谈判力量，这是导致不公平违约金现象出现的程序方面原因。违约金的不公平主要表现是金额过高，甚至远远高于劳动者所能够获得的报酬。对于这类违约金条款，劳动仲裁部门以及法院应当从公平出发，予以撤销或变更，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简介：“省管县”是一场以“扩权强县”为直接目标的改革，它以“地级市”所属县的财政上移省管、增强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和行政审批权为主要特征。本文简要总结了“省管县”改革10余年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其所遭遇的困境和难点，指出“省管县”事实上涉及国家权力在地方配置的结构性调整，其不断推进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革，其结果必将带动行政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相关改革。

简介：对于没有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金融诈骗行为数额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连续诈骗行为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原则上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内外勾结、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和金融诈骗罪。

简介：

简介：分散的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往往较难得到保障，故有必要借助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方式，但该方式在我国存在着诸多困境：利益的组织化有着一定的制度性障碍；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能力失衡，部分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行政立法主体。而一些弱势利益群体则因组织化程度低及缺乏利益代表等原因而在行政立法中集体失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化利益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存在通过行政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危险等。因而，有必要降低利益主体的行政依附性，赋予其必要的结社自由；提高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利益均衡表达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程序，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等。

简介：环境司法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如何有效评价司法公正在环境案件中的实现情况则是研究的难点所在。目前,国内外的法治评估实践从整体和宏观维度上对司法公正进行了量化评价,但尚无法在微观维度上实现对特定领域的精准分析。根据司法公正的一般理论和环境正义的特殊要求,运用统计学方法,以全国范围内的环境侵权一审判决书作为样本,将污染受害人＂诉讼请求支持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为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个方面）,将案件中的相关因素（包括实体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司法公正的实现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环境侵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受到当事人身份、数量、案件发生地、审判期限的显著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污染受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充分性与公平性;法官的司法能力及相关理论学说也亟待改进。针对其他类型的大规模侵权案件,本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推进大数据条件下民事司法的＂分类诊断＂和＂精准研究＂,是对目前法治评估体系的有益补充。

简介：从国内法角度，强制规则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改变，而从国际私法角度，这些强制规则必须被适用而不管根据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为何。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强制规则作出了规定，但如何认定法律条文中的强制规则仍是一个难题。强制规则可以从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以及条文背后隐含的政策和目的加以识别，而只有那些旨在保护一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强制规则才能在涉外民事关系中得到直接适用，而这一点往往为我国司法实践所忽略。

简介：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陈祖军认为：人寿保险合同中不可抗辨条款的含义是，保险人在寿险契约成立后经过一段期间，不得对被保险人任何不实告知或隐瞒的事实提出抗辩，而主张解除契约，虽足以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有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具体事实，保险人仍不能免除契约约定的赔付责任。不可抗辨条款的设立，是对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保证或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所产生的合同解除权的一种限制。人寿保险合同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条款，是因为此类合同为长期性合同，在合同签订若干年后，

简介：我们一直称为理想的东西往往体现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一个是艺术。如果再加上一个，就是由政治集权所造成的人们对于一个权威人格的向往。

简介：结合《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临时报告》和《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最终报告》，以及若干外国司法实践中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案例，探讨国际公共政策的含义和公共政策的审查范围，并重点对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体上的公共政策和程序上的公共政策进行介绍，以使我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合理运用“公共政策”这一抗辩事由，在充分尊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同时有效保护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经济利益。

简介：<正>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立法体制,地方立法在类型上可以划分为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为内容的地方职权立法,以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为内容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以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为内容的地方授权立法。地方职权立法是地方立法的主

简介：公安机关实施清查行动是针对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能藏身落脚或来往出没的地点、场所进行清理和检查的一类作战行动.警察通过清查行动其目的在于寻找、发现和缉捕违法、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心理战是攻心战.警察心理战,是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渠道,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手段,为了治理、防控、打击、制服社会违法犯罪,而积极地影响、作用或利用执法对象心理状态、品格及其心理弱点的活动过程.而清查行动中实施战术心理战,则是警察为了在执行清理和检查任务时,为达到战术目的而进行的心理攻势,这是一种对抗状态下的战术心理战运用.通过清查行动中战术心理战的应用,尽快识别作战对象,从而达到清查行动的战术组织实施目的,提高清理检查行动的适应性和效率效益.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19世纪国际法学的核心思维结构是“非政治”的实证主义。通过检视该时期国际法学文本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可以清晰地考察出这种思维结构的特征。界定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是否拥有“国际法共同体”身份资格的“文明”标准，事实上是不清晰的。随着实证主义思维的渐趋得势，对于鸦片战争本身合法性的探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不平等条约合法性的判别，仅限于依据契约法的形式规则，而忽略了国际间武力关系不对等的残酷现实。“文明”标准的晦暗不清，并未阻止这一话语本身被国际政治现实所利用，而日本则是这方面的最杰出学生。由于拒绝思考“政治”议题，国际法学对19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等国的扩张非但不能限制，反而在事实上予以默认。在对学科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新时代国际法学家有必要对自身的方法论保持警醒，并更负责任地投入到“政治”议题中去。

简介：市场经济为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真正平等提供了前提。我国行政法有关与此的理论研究有待于冲破以往的识障。凝聚现代法精义神髓的平等观念和原则需要溶入行政法。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须围绕这一思路进行改革完善。

简介：<正>一、我国《外资企业法》立法背景与立法特点在考察我国《外资企业法》的立法背景时,有必要回顾我国近几年来利用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和有关立法情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同时,我国也注重逐步完善整个投资环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投资环境中的首要因素(或主导因素)

简介：入户盗窃行为在侵害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同时,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和人身权。将入户盗窃行为明确写入刑法条文中并对其取消次数和数额的限制,一方面严惩了盗窃犯罪,保护了民生,另一方面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有打击过度之嫌。应从"户"的定义、特征及范围界限着手,对"入户盗窃"行为的司法认定加以分析,探讨如何从盗窃罪的本质属性出发,建立起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入罪标准,以期最大程度避免修正后的盗窃罪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实现刑法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的有效统一。

简介：<正>责任,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义务,其二是违背义务之后果。法律责任则包括法定义务,以及违背义务的法律后果。被告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法律责任也包括上述两个内容。但在现实中,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研究其法律责任还必须对其违法行为以及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简介：诉讼要件是从程序角度判断“诉”的合法性重要依据，其丰富的内容要求法官在一个比较严谨的程序中依职权加以审查，以保证作出的实体判决或其他处理结果符合诉讼程序的要求。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未使用诉讼要件这一术语的情况下仍将相关程序性要求规定得较为详细，但问题是，我国当前立法与司法实践却把诉讼要件作为起诉条件在起诉受理程序中加以审查认定，这一方面导致启动诉讼程序的门槛过高，民众普遍抱怨起诉困难，另一方面也致使部分程序性裁定缺少必要的程序保障，重要的诉讼要件处理程序严重失范。

简介：